吳經熊 —— 中國法哲學家、教育家和天主教徒
關鍵字：
吳經熊、中華文化、本地化、聖經、靈修、小德蘭、神嬰小道、道家、法學、人文主義
簡介
吳經熊博士，聖名若望，是一位傑出而多產的法學家、詩人、哲學家、教育家、學者和天主教徒，一位不應被21世紀的中國和西方基督徒淡忘的教友。無論是他在法律研究領域的著作以及與西方的對話，他的靈修之旅及其對中國福傳事業的貢獻，還是他翻譯的《新約》、《聖詠》和《道德經》以及對本土化的見解，都對中華民國和當時的天主教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在其著名自傳《超越東西方》的序言中，方濟各∙若瑟∙希德（Francis Joseph Sheed）稱其為「完全的天主教徒、完全的中國人和完全的真我」[1]。吳經熊不僅是當代中國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領域的重要人物，也是連接中西法學的重要橋梁。
早年生活和靈性之旅
1899年，吳經熊生於浙江省寧波市的一個富有家庭。在這個距離上海不遠的著名沿海漁業城市，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生母是父親的妾，在他四歲時便早逝，他因此在父親正室夫人像親生母親般的疼愛中長大。家裡其他人也都喜愛他。遵照中國大戶人家的習俗，吳經熊自幼熟讀國學經典，為其後的文化和哲學培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在九歲時開始學習英文，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有趣的新發現。
1916年4月，吳經熊娶李友悌（領洗聖名德蘭，1899-1959）為妻，育子女13人（其中第六子後來加入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他於1917年入讀美國衛理公會創辦的滬江大學，在那裡，他走出了儒家思想，在衛理公會教會受洗。在上海，他除了專攻物理、化學、代數和幾何之外，還同時進修了西方歷史和英國文學，並在耶穌會神父亨利∙托斯坦（Henri Tosten）的指導下學習法語。後來，在摯友及著名詩人徐志摩的建議下，他在天津北洋大學二年級時選讀法科。次年，當這所大學被併入北京大學法學院時，由於不願意離家太遠，吳經熊重新回到上海入讀東吳大學法律專業，並成為全方面出類拔萃的學生。1920年畢業後，他赴美求學，在密歇根大學法學系接受了頂尖的法律教育。那裡的師生們一致公認他是天才。
之後，吳經熊前往法國和德國進行國際法和法律哲學方面的進一步研究。1923年回到美國後，他又繼續在哈佛大學學習了一年，專攻社會法。自1921年起，吳經熊與80歲的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開始建立友誼，兩人就法律和哲學等話題進行的書信往來，對吳經熊本人以及後來的中華民國法律制度均產生了重要和深遠影響。
在西方學習四年之後，吳經熊還回中國開始他的職業生涯。很快，他便成為上海赫赫有名且富有的律師。然而，他的目標並不在於律師的功名利祿，而是擔負救國使命。在致霍姆斯法官的信函中，他這樣寫到：「我將在巴黎留學期間全力以赴；盡心竭力地閱讀、寫作、觀察和思考。作為一名中國人，我有一個祖國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啟蒙，我有一個種族要高舉，我有一個文明要現代化」[2]；「我在沈重的使命前發抖了。去啟蒙，去使卑微者高尚，使無樂者歡樂，使工人獲得基本工資，使無房者有住處，掌握生命並將它引向更純凈的通道——這些是我要致力於解決的問題」[3]。
1924年，吳經熊開始在東吳大學法律系任教。此外，他還參加了《中國法律評論》的創刊，並將刊物的第一期致獻給霍姆斯，對其教導和啟迪表示感謝。1927年，他被任命為上海臨時法院法官。他希望建立真正的司法獨立，堅決秉持法律的公正和公平，一貫秉公辦事的作風使他得名「吳青天」。1928年，他被任命為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並出版了《法學論叢》（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該書得到了美國著名法學家若望∙亨利∙維格莫爾（John Henry Wigmore）的高度讚揚。
1929年，他應西北大學和哈佛大學的邀請回到美國任教，但由於妻子身體欠佳，他不得不放棄哈佛大學的講學機會，繼續留任中國。1933年，他以學者身份進入立法院（中國的議會），受孫科（孫中山之子）之托起草中國新憲法。他完成了後來被稱為《吳經熊憲草》的憲法第一草案，並本著改革中國法律制度的目的繼續研究法律方法。吳經熊竭力將歐美法律法學引入中國學術界，使法律方法得到發展。1936年，他的第二本新書《法律之藝術》（The Art of Law）問世。
1937年8月，當日本人入侵上海時，吳經熊在他的老同學、天主教律師袁家源家中避難。他在那裡看到了聖女小德蘭（Santa Teresa di Lisieux）的圖像，還以為她是聖母瑪利亞。他在袁家閱讀的聖女小德蘭法語版作品《一朵小白花》深深打動了他，所以想繼續閱讀她的《靈心小史》。通過聖女小德蘭的著作，吳經熊發現了天主教信仰的精髓並決定皈依公教。1937年12月18日，他在上海震旦大學的小教堂裡接受了喬治∙熱爾曼（Georges Germain）神父的洗禮，並於次日領受聖體。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皈依天主教是他靈性之旅中一個新的里程碑。
三年後，當他的幼女患上肺炎時，吳的信仰受到了考驗。他與當時尚未受洗的妻子將女兒托付給聖女小德蘭的代禱。幾天之後，他的孩子痊癒了，在這種情況下，吳的妻子和12個子女也全部領洗入教。
1938年初，吳赴香港，在那裡駐留了大約四年之久。1939年10月，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的師人傑（Nicola Maestrini）神父前往探望，並於此後成為他的靈修導師。在他的指導下，吳經熊閱讀了許多聖女大德蘭（Santa Teresa d’Avila）、聖十字若望（San Giovanni della Croce）和瑟納的聖女加大利納（Santa Caterina da Siena）的作品，使他的靈修生活和信仰生命更加豐富和加強。從那時開始，他爭取每天參與彌撒並領受聖體。
1942年，吳經熊攜家逃往桂林，並於1944年繼續逃往重慶。在貴陽，蔣介石總統及第一夫人宋美齡委托他翻譯《聖詠》和《新約》。吳經熊花費了兩年的時間來完成這項工作。1945年春，他前往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並成為《聯合國憲章》中文版本的主要起草人。1947年，蔣介石任命他為中華民國駐梵蒂岡公使。然而，外交似乎並非吳經熊心之所向，他更有志於教育工作。
他於1950年辭去外交職務，回到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靈修神學、多瑪斯∙阿奎那和中國哲學。1951年秋，他開始在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任教，並陸續出版了下列書籍：《超越東西方》、《內心樂園：愛的三部曲》（1953年，意文版：Carmelo interiore. Le tretappe della via dell’amore, Marietti, 1960）, 《正義之源泉：自然法研究》（Fountain of Justice: A Study in the Natural Law，1955）和《法理學判例與資料》（Cases and Materials on Jurisprudence，1958）。1967年，他出版了另一部代表作《禪學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of Zen），對中國哲學和宗教與西方觀點進行了綜合性闡述。在1961年至1968年期間，他與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有著密切的書信往來。1968年，他離開西東大學，在台灣的多所大學教授中國哲學。1986年，吳經熊在久病不愈後於台灣去世。
人文主義和孝道
16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神父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對話，成功地促進了中西兩種文明的交融。四個世紀後，沿承這種東西方對話的途徑，吳經熊繼續展示儒家思想與基督宗教倫理道德原則之間的兼容性。在《超越東西方》第12章中，他將基督宗教與儒家、道家和禪宗進行比較，將自己比為「來自中國的一個賢人，在萬福童貞女所抱著的聖嬰之前, 向他獻上儒家的黃金、道家的沒藥、佛教的乳香」[4]。
吳經熊深信，從天主教的角度出發，儒家道德和道家思想完全可以和諧共處。這充分體現著他作為中國天主教徒的身份。在他看來，孔子對「天」的理解實為「上主」，正像孟子所言：「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因此，吳經熊相信上天擁有至高無上的智慧和遠大的計劃；換言之，上天的智慧和意志也是人類擁有的兩種能力。
儒家的美德之一是「仁」，也就是人文主義。吳經熊將其與基督宗教的愛德進行比較，他指出：「顯然，要實現完整的人性，就必須盡心盡力，履行對天、對己、對人的責任。這是孔子為自己和所有人設定的理想。他的思想包涵人文主義的全部內容和人類文明的所有價值，因此堪稱人文主義。在這個思想體系中，人性美德的重要性與基督宗教中的愛德相同。仁是一切美德之王，是至善的紐帶。所有其他美德都從屬於它，所有才能和工程都為其服務」。
孝道是中國傳統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就此，吳經熊寫道：「這種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哲學，如果不與天主父性之下的兄弟情誼思想相通，就會產生嚴重的弊端。天主教保留了家庭團結思想的堅實核心，但同時又不像儒家思想那樣，將一家之主尊為神。換句話說，基督宗教在強調孝道義務的同時避免使其變為宗族觀念。在基督和聖保祿的教導中，自然層面的孝道從屬於我們對萬眾之父的至高敬愛。[…]它沒有帶給基督宗教任何新的內容，但應該警醒所有現代基督徒謹記第四誡」。
真福八端
在其《內心樂園：愛的三部曲》一書中，吳經熊繼續探索基督宗教傳統與東方傳統之間的關聯。例如，耶穌在《山中聖訓》中說：「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關於溫良的人，吳寫道：「孔子的溫良來自他的謙遜，而這種謙遜源於自知之明。他剛柔相濟，保持二者完美的平衡。弟子們讚揚孔夫子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這可謂溫良的真正內涵。在基督宗教中，儒家思想中溫良的自然品質因獲得超自然的神性而得到升華，在恩典中得以完善」[5]。
此外，吳經熊指出，基督宗教中的溫良同樣體現於儒家傳統中，而且也是基於天父的愛和聖神的恩典。孔子曾將君子比德於玉，但吳經熊以為，將基督徒的美德比作玉石更為公正。
哲學的樂趣
儒、釋、道三家哲學思想及其訓導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生活的各方面，對此，吳經熊以三個傳統中不同類型的悅樂為切入點展示了自己的洞見。他在《中國聖賢的悅樂》（The Joy of Chinese Sages)和《中國聖賢的悅樂精神》（The Spirit of Joy in Chinese Sages）兩篇文章中解釋說，根據儒家聖賢的觀念，悅樂包括遵循仁和天道。在孟子看來，培養這些美德能夠使人獲得快樂。這需要我們發掘人固有的「仁義禮智」的本性，也就是說，培養每個人內在的「惻隱之心」、「羞恥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對於道家莊子來說，悅樂意味著淳樸超脫的生活。這種觀念在其《齊物論》中的表達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他愉快地接受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把生與死視為一體，以這種方式獲得內心的寧靜和喜樂。關於禪宗的悅樂，吳經熊指出，禪宗通過開悟幫助人們理解生命的意義。永恒的是暫時的，暫時的是永恒的。在吳經熊看來，禪宗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它向人類展示了地球上不存在永恒的城，因此人們不應該在短暫的俗事中尋求安樂。
此外，吳經熊還展示了這三個古典傳統中的悅樂在基督宗教中的體現。對於完全沈浸於天主內的天主教聖人們來說，他們發現天主才是生命的真正快樂和幸福的唯一泉源。無論是聖保祿對基督的默觀，亞西西的聖方濟各與天主和大自然的關系，還是聖依納爵羅耀拉在萬事萬物中尋找和發現天主的理想，都與東方思想交相輝映。天主教聖人與天主親密無間，他們以天主為至高的喜樂、希望和愛。因此，融匯中西傳統是基督宗教哲學家和基督徒探尋真理的重要途徑。
老子和聖女小德蘭的故事
在聖女小德蘭「神嬰小道」的啟示下，吳經熊皈依了天主教。在吳經熊看來，聖女靈修的本質在於她全心全意地愛天主：這是一種對天主純真而徹底的愛。聖女小德蘭對簡樸、謙卑、空虛自我、慷慨、以弱小為力量、以貧窮為財富的理解意味著她將一切歸功於天主。在這一點上，吳經熊又一次發現了其中與孔子和老子學說的相似之處。
聖女小德蘭在她的一部作品中將耶穌比作「山谷中的百合花」，並強調指出只能在山谷中才能見到。她告訴妹妹賽琳娜，只有當一個人進入空虛自我的謙卑狀態時，才能與耶穌相遇。對吳經熊而言，這種觀念與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言頗為相似：「為天下谷，常德乃足」[6]；「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7]。聖女小德蘭寫道：「既使小蘆葦必須彎曲，又有何妨？正是因為無所畏懼，它才伴水而生。[…]它的柔弱蘊藏著無法攻克的力量：無論發生什麽事情，耶穌甜蜜的撫摸都時刻與其相伴」[8]。
聖女還告訴賽琳娜，如果不想讓天主怪罪我們，唯一的方式就是空手來到祂面前。因為一無所有的人會得到祂贈與的一切。吳經熊注意到《道德經》中與此相似的訓導：「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敞則新；少則多；多則惑。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9]。對此，吳經熊也曾引用過聖保祿的話：「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格後12:10）。
由此可見，西方基督宗教和中國古典傳統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而並不彼此矛盾。吳經熊指出：「道教的核心見解是，謙遜或卑微是偉大的基礎。這實際上就是『道』或『天道』。正如《道德經》所言：『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女小德蘭時常默想天主的愛和道成肉身。她曾這樣寫道：「（耶穌）把我嚴嚴實實地藏在他的翅膀下！」。[…] 我激動不已[…]；心中充溢著愛和感激」[10]。吳經熊深信，啟迪聖女小德蘭的那一位，同樣在老子心中種下了智慧的種子，使他懂得生命的意義。
《道德經》言：「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11]。在吳經熊看來，正是道成肉身的啟示為老子開啟了洞察天道的大門，儘管他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義。正如老子本人在《道德經》中所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2]。吳經熊指出：「我們知道，如果沒有耶穌，就不可能產生小德蘭這樣的人物。但問題是：又是誰賦予了老子如此奇妙的真理洞察力呢？那是啟迪了每一個世人的神聖的道(the divine Logos）！這位大師中的大師教給小德蘭愛的智慧，使她成為『現代最偉大的聖人』，於道成肉身之前在老子心中播下了同樣的智慧種子，使他成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哲學家。這一啟示澄清了老子的一些神秘性表達——他靈魂中不可言喻的低吟及渴望的體現」。
藉著道成肉身的基督，人發現了自身存在的終極意義。但對於吳經熊來說，他並未因這一信仰而削弱對禪宗、道教和儒家思想價值和意義的重視。相反，他珍視與其開展對話、為其他人提供認識這些訓導的機會。吳經熊寫道：「（老子）對道的許多見解與福音書的某些部分非常接近，正如孔子的倫理道德思想同樣與福音書的某些部分相呼應。於我而言，他們是引導我走向基督的導師，像在黑暗中為我照亮的明燈，直到伴我走入心中升起晨星的黎明。首先，他們為我的心神做好準備，將我引向小德蘭，使我能夠理解她的『神嬰小道』。後來，當我發現這條小路是跟隨基督的教導和腳印進行的基督徒靈性之旅時，我開始確信，孔子和老子關於天、道、仁的教導實際上與聖三相呼應，使我聯想起聖父、聖子和聖神的愛」。
總結
在他的三篇文章《關於技術與基督宗教文化的東方觀點》（Technology and Christian Culture: An Oriental View)，《基督宗教——東西方交融的唯一真正可能》（Christianity, the Only Synthesis Really Possible between East and West）和《水與酒：中國倫理與基督宗教信仰》（Water and Wine: Chinese Ethics and the Christian Faith）以及《中國人文主義與基督宗教精神》（Chinese 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一書中[13]，吳經熊闡述了中國文化和經典與西方技術相比較的重要性。他指出，無論這些文化和技術的價值和意義多麽出類拔萃，它們只有在天主的恩典下才能得到發展和提升。因此，西方基督徒應該促進對東方智慧的理解與尊重。我們要回到基督本身尋求東西方水乳交融的契合點，祂是天地之間、天人之間和諧的基礎。
吳經熊在寫作中談及中國基督宗教哲學家應該對中國古代哲學家進行「洗禮」：「我們需要對東方文化和生命之道進行『洗禮』，才能談論東方的皈依。但由於東方最具代表性的聖賢都是神秘主義者，如果我們不首先深入研究被忽視的遺產，即基督宗教神秘主義取之不竭的寶藏，我們就無法對他們進行『洗禮』。為了引導東方人接近基督，我們必須置身於『不知之雲』中，祈禱聖神將我們的靈魂從物質文明的奴役和現代技術的短淺目光中解放出來」。
在此，我們不應拘泥於「洗禮」的字面意思，而是將它理解為一種在對話中比較中國經典與基督宗教教義和價值觀的方式。正如耶穌會士若望∙哈頓（John Hardon）神父所言，「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吳經熊始終不懈於借鑒東方的智慧結晶。在他的眼中，非基督宗教思想的精髓在基督宗教中得到圓滿。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可以透過這位中國賢士預見福音在東方閃耀的光輝」[14]。
庇護十二世在1954年頒布的通諭《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gentem）中指出，中國人民 「自古以來就以其成就、文學和燦爛的文明在亞洲各民族中脫穎而出；此外，福音之光的啟示更使其光彩奪目，基督宗教美德的光輝照亮世間的智慧，使公民美德得到更好的完善和鞏固」。
雖然吳經熊得到了庇護十二世、富爾頓∙席恩（Fulton Sheen）主教和弗蘭克∙希德（Frank Sheed）的一致讚揚，但他的作品和靈性歷程對中國和西方的基督徒來說甚為陌生。然而，他對東西方對話的重大貢獻將繼續在東方和西方發揮重要作用。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世界主教會議後頒布的宗座勸諭《教會在亞洲》中寫道：「福音的傳播者可以從聖保祿的經驗取得依據，他與他的聽眾進行有關哲學、文化和宗教價值的交談。[…]因此，宣講耶穌的任務，要以一種能夠讓亞洲人民認同耶穌的方式，而同時還要保存對教會神學教義的忠實，和對他們自身亞洲根源的忠實，這實在是個巨大的挑戰」[15]。
關於基督宗教精神和中國傳統思想的對話，吳經熊的探索歷程及其促進文化融合的方式可謂我們的啟迪和楷模。
1. J. Wu, Beyond East and West,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1 （意文版：Al di làdell’Est e dell’Ovest, Brescia, Morcelliana, 1955年；中文版：《超越東西方:吳經熊自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
2. J. Wu, Al di là dell’Est e dell’Ovest, Brescia, Morcelliana, 1955, 93. ↑
3. 同上, 103. ↑
4. 同上，140。 ↑
5. J. Wu, Il Carmelo interiore.Le tre tappe della via dell’amore, Turin, Marietti, 1960, 76. ↑
6. 老子，《道德經》，28。 ↑
7. 同上，8。 ↑
8. Teresa di Gesù Bambino, s., «Lettera a suor Agnese di Gesù», in Id., Opere complete. Scritti e ultime parole, Città del Vaticano – Roma, Libr. Ed. Vaticana – OCD, 2009, 340。這段文字摘自寫給艾格尼絲修女（Madre Agnese di Gesù）的信，日期很可能是1889年5月。 ↑
9. 老子，《道德經》，22。 ↑
10. Teresa di Gesù Bambino, s., «Ultimi colloqui. 7 giugno 1897», in Id., Opere complete…, cit., 990. ↑
11. 老子，《道德經》，7。 ↑
12. 同上，43。 ↑
13. 參見 J. Wu, Chinese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New York, Angelico Press, 2017. ↑
14. J. A. Hardon, The CatholicLifetime Reading Plan,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
15. 若望∙保祿二世，世界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教會在亞洲》（1999年11月6日），第20條。
本文轉載自《公教文明》，202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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