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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本位化、信仰文化互化、本地化、本色化
一、本位化的定義與榜樣
普世教會信仰在地方教會的本土化一直以來是教會歷史上的一大挑戰，耶穌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的受造物宣傳福音」(谷16：15)，「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28：19)，祂邀請基督徒向萬民中所有不認識基督的人傳播福音。教會信仰「本位化」（inculturation）的定義是教會初到外地，遇到一個新的文化，難免被視為「外國人的教會」，需要一段適應期，當有了更多本地教友，尤其本籍聖職人員後，教會必進一步深入當地文化，與當地人民的生活傳統、文化、宗教進行持續而友愛的溝通、交談。經過整合的過程：一則忠於地方教會的本地文化，一則也忠於基督宗教的原始訊息，則本位化的教會才算大功告成。（天主教英漢辭典）
目前，基督宗教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很多時候還是被視為「洋教」，另一個客觀原因，中國自身就擁有一個歷史悠久，強而有力的文化，外來的東西需要一段時間去融入。
今天，教會深信基督福音的傳播必須「尊重」當地文化，所以，基督宗教的訊息必須融入當地文化，因為基督的訊息必須通過信仰的表達，擁有當地文化的元素來成為文化。
教會進入人類文化是一個長期且包羅萬象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教會的反思和實踐。與此同時，這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在此過程中決不能有損基督信仰的完整性。然而，聖神充滿無限創造力和想象力，作為福傳和本位化的驅動者，祂會給基督徒指明道路。
1）「本位化」最好的範例在於基督道成肉身的奧跡，天主通過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跡來彰顯自己，「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1:14）。這聖言永遠常存，天主降生成人進入了歷史特定的時空中，在一個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以人的話語宣講了祂永恒的「聖言」。
2）「本位化」的另一個榜樣就是聖保祿其人及其一生。在《宗徒大事錄》描寫雅典阿勒約帕哥的相關章節中（參見宗17:16-34），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保祿宗徒是如何利用異教徒文化中的元素來達到福傳的目的。保祿雖然是個猶太人，出生在小亞細亞，但他也是一個羅馬公民，因此他是一個擁有兩種文化的人，這點或許影響了他的福傳方式，他表明合一與多元是可以共存的。真福若望保祿二世從宗徒大事錄的這一章節中得到靈感，並鼓勵搭建新的平台作為向當今人們傳播福音的現代阿勒約帕哥。[1]
本篤十六世在《上主的聖言》（Verbum Domini）勸諭中也引用了以上兩個例子，重申基督徒福傳使命的必要，強調福音真理的獨特性與普世性，這真理並不屬於任何特定的文化，而是要與所有文化對話。[2]
3）本論文的第三個「本位化」的榜樣可在傳教士利瑪竇的生活和經驗中找見，他與到亞洲的Roberto De Nobili 、到拉美的Antonio de Montesinos 和 Bartolomeo de las Casas 一樣，都是當時出類拔萃的傳教士，他們不受時代思想的約束，活出一種尊重當地文化的福傳方式。
利瑪竇懂得如何以尊重的態度去接近中國文化，他的傳教方式似乎預見了梵二精神及其時代的到來。他具有超凡之德，贏得士大夫和朝廷官員的尊敬與友誼，與傳教對象打成一片而讓他們接納他的講道，他懷著謙虛及信賴上主的心情，在遇到傳教士同僚的誤解和猜疑時，願意修訂工作方法及自己的想法，並通過長上與宗座保持完全的共融[3]，這些都構成了他見證基督的個人修養和生活特征。
利瑪竇致力於將福音融入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得到了中國學者的合作和協助，成功地翻譯了確切的天主教神學和禮儀用的中文術語，因此創造了宣講基督的條件，從而把基督的福音和祂的教會帶進了中國文化的語境。[4]
他采用了正確的態度，不偏不倚地堅信在基督內的信仰，不但不會使中國文化受損，反而使它更豐盛完美，以若望保祿二世的話來說：「他努力推行那『將基督信仰植根於中國』的高瞻遠矚的計劃，去與這偉大民族的知識分子耐心地共同謀求一致的立場。」[5]
後來，為促進教會與各民族所有不同文化之間生命的交流，梵二大公會議以積極開放的態度肯定這點：「猶如世界應當承認，教會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現實和歷史酵母；教會亦知道，人類歷史及其發展對教會所提供的種種歷代的經驗、科學的進步、潛在於各式文化內的寶藏，...這一切亦有裨益於教會。」[6]
如果今天教會跟當代文化有某種程度的脫節，這是教會的創傷，「無疑地，福音與文化之間的隔閡，猶如過去一樣，同樣是現時代的悲劇。」[7] 教會的聖訓肯定地指出，通過把福音的訊息融入不同文化中，教會將自己的價值傳遞給他們，同時攝取於他們內已有的良好成分，並從內部加以更新。[8]
二、中國文化中的金科玉律
今日，所有民族都想重申自身的文化而被認同，當受到威脅時他們會捍衛它。一些當代學者認為，如今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涉及一定的文化元素，因此，信仰的「本位化」是當今一個重要議題，是現今「時代的標記」。
梵二聲稱，天主在人類歷史中通過「聖言的種子」以各種方式臨在於許多民族的精神傳承中，這些種子可以從人的行動和他追求真善美和天主本身的努力中可見一斑。正是天主聖神將「聖言的種子」撒播在不同的風俗和文化中，為他們在基督內達致滿全做準備，為此，我們必須尊重隨聖神的意願而播種於人的一切。
耶穌說：「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瑪7:12）這是我們在許多宗教和文化中找到的一條金科玉律，但早在基督誕生的五百多年前，孔子就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在不同文化的金句當中，是最接近耶穌所講的，這條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金律，無論以正負面或積極消極的形式表達出來，原則都是出於一個相互性的道德概念。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應用或表達的方式可能多種多樣。舉個例子，在國際事務上，我們察覺到美國通常是以其信奉的價值觀，輸出其意識形態和體系，因為他覺得是好和對的，有時甚至強加給別人；而中國通常堅持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僅僅是以所謂的「軟實力」來影響他們。
在瑪竇福音中，耶穌說明祂來不是要廢除法律和先知，而是要成全。祂說：「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對你們說……」（瑪5:38）「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 （瑪7:12）
但是，我們千萬別忘記，文化是人創造的果實，因此難免受到罪的因素影響。教會在「本位化」方面采取平衡的做法，事實上，從疏遠文化的一種形態過渡到誇大文化的形態過程中存在一種風險。因為文化是人的創造物，所以也帶有罪的痕跡，它也需要「凈化、提升和完善」[9]。可能我們遭遇的種種困難都是凈化過程中的一部分，如禮儀之爭和提升拜祖先的習俗等，記住這點可以使我們在本位化的過程中不但不會氣餒，而且更加努力向前。
耶穌將「以眼還眼」的猶太法律提升為「凡你願意別人對你所做的，你就照樣給人做」的金科玉律，意向是為對方好處作出發點；同樣，中國有句古話說，「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說，各人走各人的路而不幹涉別人，這個概念也可以被提升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金律中,繼而被「己所欲施於人」的福音精神所確認。
在福音的核心我們找到耶穌「願眾人合而為一」的遺言。這正是耶穌向天父祈禱的大司祭禱文，「願眾人都合而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若17:21）基督呼籲祂的門徒要合一，這是耶穌臨死前的禱告，祂為眾人合而為一祈禱，這合一是所有人與天主的合一，以及人與人彼此間的合一，合一是天主對人類的計劃。
中國有句古話「四海之內皆兄弟」，國人對合一世界的思想並不陌生。孔子斷言說，「天下一家」，他沒有指某一國家、民族或種族，而是用「天下」這個詞，意思是指全人類，全人類要成為一個大家庭。如同耶穌所祈求的，「願眾人都合而為一」。
不同的是國人使用「和」而少用「合一」這個字眼。我國文化中滲透著「和合」的理念，世界萬物都是由不同方面和合而成，「和而不同」，人與天的關係是「人天調諧」、「天人合一」，中國文化側重「和諧」，視「和諧」為常態；還有，按照老子道家思想：「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名而無名，「道」是一種不可描述和不可言喻的超然存在，而「和」是道的表現形式，是人際關係的指導原則、人類共存的終極目標，如同，耶穌為眾人合而為一而祈求一樣。
人與天地萬物之「和」基本上總領縱貫整個中國文化，積澱於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如儒家思想強調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以及道家思想強調的人與自然間的和諧。
為達致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思想強調人在家庭、社會和國家中的角色與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道德規範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關係。宋代新儒學者張載（960-1279）強調天與人為一體，他強調人與天之間的合一，認為人之道與天之道是一體的。道家思想則強調人與道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道」與「和」之間有生命中陰陽兩股互動的力量，這樣便帶來陰陽之和、天人之和，以及大同之和。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儒、道和釋三者之間不斷地彼此豐富，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此三者是相互補充的，有利於日常生活的和諧與幸福。許多國人自稱既信佛，也信道，同時也按照儒家思想而生活，這也表明出中國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三、教會信仰在中國本位化的嘗試與努力
在北京北堂右側的一個側面掛著一幅「中華之後」的聖母油畫像，聖母身穿一件精致的中國式皇袍。很多人都喜歡這幅聖母像，因為它是中國人表達基督宗教藝術的一個範例，它在本地的文化環境中找到了表達和宣講基督信仰的方式。它讓我們想起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寫給藝術家們的一封書信，他說，在當今時代，教會尤其關心與藝術的對話。他說：「教會希望能夠在我們的時代里對美做重新的『彰顯(epiphany)』，希望能夠恰當地回應基督徒團體的特定需求。」[10]
但是，並非所有在國內的天主教徒都對北堂的聖母畫像表示欣賞，因為有人認為聖母身上的那件滿族皇袍太局限於歷史上的某一時代了。還有一些天主教徒不喜歡它，不僅僅只是這幅畫像，而且一般以中國式表現的聖母都不喜歡。在這些人看來，這些聖母像總體上都相似觀音，由於許多人以前有佛教背景，作為基督徒他們拋棄了那個環境並且想要遠離它，反正，他們認為聖母又不是中國人。
另一方面，在許多國人眼中，看到許多聖誕卡片上畫的金發碧眼的瑪利亞和小耶穌時，還是很難擺脫天主教是外來洋教的感覺。
事實上，自從中國閉關自守並與西方世界隔離好一段時間以後，中文彌撒的禮儀更新一直不太順利，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這段時間，中國教會對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並不知情。在80年代初，天主教被禁多年後，當一些教堂重新開放時，禮儀的改革甚至讓一些神父和教友覺得有點奇怪，老一輩的教友們難以接受。但是，隨著年輕神父的祝聖以及90年代與香港、澳門和台灣教會的頻繁接觸，所有的彌撒都從拉丁語轉向中文。
目前，上海市中心的其中一個堂區，每月有一台的主日彌撒是用拉丁文舉行的，參與者有的是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教友，他們在唱詩班唱經，並且對拉丁文禮儀和歌曲特別感興趣。但是，這似乎更多的是對禮儀傳統和文化知識方面的一種好奇而已。當禮儀已經完全融合而轉用本地化語言以後，他們還是有對天主教禮儀的固有傳統重新了解的訴求。從上述的事實來看，本位化確實是一個覆雜的問題，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99年訪問墨西哥時，在談到評價南北美洲的福傳效果時，他斷言整個美洲大陸，作為來自不同民族融合的大熔爐，「在瓜達盧佩聖母身上看到教會『本位化』令人印象深刻的完美榜樣。」[11]
在上海主教坐堂的一個小祭台間，安放著一幅由墨西哥總領事贈的瓜達盧佩聖母像，它是「本位化」過程的一個標記。同時，在教堂新安裝的彩繪玻璃上，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的元素融合其中的符號，如中國文字和竹子等，象徵著中國教會對本位化的一種訴求和努力。
在2011年2月和3月之間的約一個月的時間，北京南堂舉辦了一個中國宗教藝術展，人們可以看見一幅幅帶有基督宗教題材的中國書畫作品，有些展品也具有現代風格，這些作品，當然，與西斯廷聖堂里米開朗基羅創作的「創世紀」壁畫相比還差十萬八千里，許多甚至還稱不上藝術品。但是，這是宗教藝術「本位化」方面一次很好的體現，然而，北京南堂舉辦的這次展覽，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慈善籌款。
令人鼓舞的是，類似的活動在國內許多教堂有時候也會主辦；再者，北堂的那幅「中華之後」的聖像，在北京幾座教堂的聖物處都可以找到；還有，許多教友參加堂區或教區的唱經班，詠唱美麗的歌曲，有些歌曲甚至是中文原創，這些合唱團為福傳而組織的演唱會也時有舉辦，這些都是朝向「本位化」和福傳的積極面。
在教會福傳工作的歷史中，采取直接宣講或是與文化對話作為的柔性(modo soave) 傳教方式之間，似乎一直存在一種張力或困境，然而，我覺得兩者並不對立，宣講與對話兩者並不矛盾，而是互補。一則是完整的宣講；另一則是，考慮到整個民族，針對文化的福傳。
本位化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保持基督信仰的完整性，但萬民傳教（missio ad gentes）是向所有不認識基督和祂福音的人宣講，因此，以「尊重」的精神去宣講，它指向的對象不僅僅是個人，同時也指向整個民族及他們的宗教和文化。
我國人口眾多，大多數人都尚未認識基督，就深層次的「本位化」過程而言，教會只是在中國文化的點滴中找出一些「聖言的種子」是不足夠的。在宣講的初始階段，人們必須接受對福音的整體性宣講。因此，本位化必須遵守兩個原則：「與福音的兼容性和與普世教會的共融性」。遵循教會的聖訓，作為「信仰寶庫」(deposit of faith)的守護者，可確保在福傳過程中忠信和明辨。
最後，在我國如果越來越多的天主教徒能夠真真正正地活出他們的信仰，在許多方面分享他們的信仰經驗，作為中國人，自然會是與中國文化相和諧的「信仰的表達」 (expressions of faith)。簡單的行動，無論是分享一個經驗，寫一首詩，唱一首歌，畫一幅畫，來自愛主愛人的心底，都可以成為「本位化」的一份傑作。
參考文獻：
一、梵二文獻，1962-65。
二、保祿六世，《在新世界中傳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勸諭，1975。
三、若望保祿二世，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國際研討會上講話，1982。
四、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Redemptoris Missio），1990。
五、若望保祿二世，《教會在美洲》（Ecclesia in America）勸諭，1999。
六、若望保祿二世，《致藝術家的信》（Letter to Artists）, 梵蒂岡 ，1999。
七、若望保祿二世，利瑪竇來北京四百周年國際研討會致詞，2001。
八、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聖言》（Verbum Domini）勸諭，2010。
注釋
[1]參閱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 1990年12月7日，37
[2]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聖言》（Verbum Domini）勸諭，2010年9月30日，92
[3]參閱若望保祿二世，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國際研討會上講話「利瑪竇在教會與中國文化之間建造了一道橋梁」， 1982年10月25日
[4]若望保祿二世，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
[5]若望保祿二世，「偉大的傳教士和科學家利瑪竇來北京四百周年」國際研討會致詞， 2001年10月24日，3
[6]梵二大公會議，《牧職憲章》，44
[7]保祿六世，《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Evangelii Nuntiandi），1975年12月8日，20
[8]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 1990年12月7日，52
[9]梵二大公會議，《教會憲章》，17
[10]若望保祿二世，《致藝術家的信》（Letter to Artists）, 梵蒂岡 ，1999年4月4日， 10
[11]參閱若望保祿二世, 《教會在美洲》（Ecclesia in America）勸諭，墨西哥城， 1999年1月22日，11
（作者甄健湘香港天主教平信徒，旅居中國內地二十二年。近年來從事學術研究，並取得羅馬額我略大學修讀傳教學博士，博士論文是「中國福傳的挑戰和前景」。）
轉載自天主教上海教區網站http://www.catholicsh.org/NewListIn.aspx?InfosID=6385&InfoCategoryID=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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