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 —— 憂國憂民的愛國者，偉大的中國天主教徒
關鍵字：
徐光啟、利瑪竇、「保祿博士」
徐家匯是上海大都市的一個中心市區，這里高樓林立，一片繁華，它的上海話發音和外文名稱是Zikawei。在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整潔美觀的指路牌上標有市區平面圖，徐家匯簡史以及著名景點。徐家匯原名「徐家厙」，是徐光啟家族居住的地方，位於兩條河流的匯合處。在一條主幹道邊，一尊壯觀的現代銅像坐落於花團錦簇的街邊花壇中：一位衣著傳統服裝的文官危襟而坐，目光炯炯，他舉首高望，一手持書，一手拿著渾天儀。他就是徐家匯的肇始者徐光啟，他的陵墓和生平紀念館坐落於附近一個幽靜的公園中。園中的幾座雕塑概述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跡：徐利談道、桑園試種、督造火炮和夜觀星象。徐光啟為家國和人民鞠躬盡瘁，對故鄉授予他的榮譽受之無愧。
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啟的坡形大墓前聳立著一個大十字架。離此不遠處的新哥特式大教堂是上海的主教座堂。在附近保存完好的建築群中，還有當今上海的一個重點中學，一個歷史性圖書館，一個技校以及古天文台等等。事實上，徐光啟是一個不同反響的基督徒，他是利瑪竇神父最傑出的弟子和摯友，也是上海基督信仰團體的創始人。這片徐氏生前購置的土地是他的後人集居的地方，也是他的落葬地。19世紀中葉，傳教士在這里建立的一個基督信仰「小城」成為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中心，至今，上海教區主教公署仍設立於此。下面，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歷史。
1. 徐光啟生平
1562年，徐光啟[1]出生於一個早年從中國北方南遷上海的家庭。上海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城市，位於東海之濱，長江入海口沿岸。由於城市周邊的傳統農業與棉花種植和加工，各種商業活動得到蓬勃發展。但與此同時，台風、洪水、饑荒和日本海盜的侵擾也不時打亂沿海地區的安寧。徐光啟出身於一個平凡的商家。在他出生的9年前，為了抵禦海寇的襲擊，上海修築了城墻。1587年，一場空前的大饑荒給當年25歲的徐光啟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從年輕時代，在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熏陶下，徐光啟意識到農業發展對消除饑餓的重要性，調節河渠水系以避免水災的必要性，以及積極組織以防外敵的迫切需求。少年時代，徐氏在上海附近的龍華佛寺攻學六年，後來，為了步入仕途，他繼續專心求學。1581年，他娶妻成親，並幸得一子。同年，他考中秀才，求得公職。但是，在後來的科舉考試中，他卻屢次落第，直到22年後，才終於考取進士和庶吉士。
在這段漫長的時光里，他雖然本著當時晚明儒學的精神苦讀四書五經，但也時或赴他鄉充任私塾教師，並同時鉆研兵書和農學，具有興趣廣泛的突出特點。出於嚴格的道德倫理思想，他的知識取向是強國利民的經世實學。在33歲出行韶州時，他遇到了耶穌會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1600年，他在38歲時於南京第一次與利瑪竇神父會晤，為其《坤輿萬國全圖》所打動，這幅地圖拓展了中國文化的全球視野；1603年，他重返南京，從羅儒望（João da Rocha）神父那里接受了更深入的基督信仰培育，經過深思熟慮和祈禱，他在不久後領洗，取聖名保祿。
1604年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徐氏在赴京應試時考中進士，並隨後考選翰林院庶吉士。他在京城重逢利瑪竇，二人從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以禮相待，交往甚密。「保祿博士」成為一位卓越的天主教士大夫，與利瑪竇展開積極的文化對話和合作，與耶穌會的幾名傳教士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以虔誠的基督徒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生活。
2. 徐光啟與基督宗教
那麽，徐光啟皈依天主教的原因是什麽？究竟是什麽吸引了他？是精神上的撫慰還是發達的西方科學？最近出版的一部徐光啟著作選集收錄了豐富的原文和意大利文譯本，使我們得以循跡追蹤，通過徐氏本人的著述尋求對這些疑問更廣泛深入的解答[2]。
1616年，中國對基督宗教掀起一場空前的迫害，這就是所謂的「南京教案」。此時，皈依天主教不久的徐氏上疏皇帝，為耶穌會傳教士的真誠和善意作出辯護。在奏書《辯學章疏》中，他闡述了通過與外來傳教士的不斷接觸和了解而產生的信任：「然廷臣之中，臣嘗與諸陪臣講究道理，書多刊刻，則心向之者臣也」（參見第167頁）。
在這篇奏章中，徐氏總結了耶穌會傳教士提出的天主教要理的價值及其補儒易佛的作用：「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納僧道者容納諸陪臣，則興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參見第160頁）。這是他皈依基督宗教的公開見證，其迫切與無畏可見一斑。徐氏繼續解釋道：「其說以昭事天主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一切戒訓規條，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於繇衷故也」（參見第159頁）。
徐光啟嘆服耶穌會傳教士的所作所為，對自己的師友利瑪竇，他更是不吝讚美之詞。利氏的《二十五言》是一篇涉及愛比克泰德的斯多葛哲學思想的倫理道德作品，徐氏在1604年為其作跋，對利氏淵博的學識與宗教熱忱加以稱讚：「蓋其學無所不窺，而其大者以歸誠天主，乾乾昭事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參見第75頁）。徐氏的這篇跋短小精悍，在收尾時，他將遠途而來的利瑪竇比作象征美好和幸福的神鳥鳳凰，望其為大明王朝帶來福瑞：「嗚呼！在昔帝世，有鳳有皇，巢閣儀庭，世世珍之。今茲盛際，乃有博大真人，覽我德輝，至止於庭，為我羽儀，其為世珍，不亦弘乎？」（參見第77頁）
通過利氏這位不同反響的老師，徐光啟終於可以為長期以來最糾結他的問題尋求答案。《畸人十篇》是利瑪竇於去世前不久在北京出版的最後一部中文作品，該書一經問世便轟動一時。它采用對話體展開十個主要話題，對話者都是當時的社會名流。其中兩個重要問題是與徐光啟的對話：關於死亡的問題和死後的審判的章節。從對話中，讀者可深刻感悟到徐與利之間在這些問題上的反覆推敲。在那段時間里，徐光啟還同時懇求利瑪竇與他同擔重任，將歐幾里得的巨著《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徐氏深信，數學推理的嚴謹性和西方科學是促進明朝科技發展的必要前提，它們的引入不僅能造福於民，也將同時提高人民的自身素質和修養。
徐光啟明白，宗教是傳教士教學的目的和主要內容，但他認為，作為宗教和道德倫理的先行，這些遠道而來的傳教士以科學知識展示自己的信譽，向中國引進了一套具有嚴格理性程序的科學研究和價值寶貴的學說。在《幾何原本》的一個版本的序言中，徐氏介紹了利瑪竇多層次的博識洽聞，並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信服：「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無疑。而余乃亟傳其小者，趨欲先其易信，使人繹其文，想見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學可信不疑，大概如是，則是書之為用更大矣」（參見第90頁）。就此，漢學家竺易安（Elisa Giunipero）評論說：「這個序言證實了徐氏對『天學』的個人解析。徐光啟堅信，天學、個人和道德修養以及科學為天下所用是’天學’的三個層次，三者由嚴密的邏輯貫通一體，密不可分」（第33頁）。
3. 甘薯，水稻，火炮，歷書… … 以及耶穌會傳教士
徐光啟畢生好學，孜孜不倦，作為中國最具權威的基督徒學者，他的研究從不停留於抽象的層面。在他與利瑪竇於北京合作的最初幾年中，徐光啟憂國憂民，針對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面臨的重要問題發表了獨到的見解。他主張加強北方邊關的保衛，抵禦滿族「蠻夷」日益頻繁的南侵。另外，徐氏也重視貫通中國南北的人工水道，關心人工大運河的有關問題。1607年，徐氏告還上海，為過世的父親守制三年。在此期間，他邀請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神父移居上海。可見，此時的徐光啟已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由此，在徐光啟及其家人的倡議、支持和榜樣下，基督徒團體在上海應運而生，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中國教會中最穩固、最重要的團體之一。
同一時期，徐氏積極備荒救災，在農業領域進行了重要的研究和實驗，其中包括甘薯（1582年從美洲經菲律賓和越南傳入中國）的種植和特性，以及如何解決蝗蟲災害等問題。
1610年，徐氏在服喪期滿後重返京城，發現利瑪竇已於幾個月前辭世。他恢覆了與城中其他耶穌會傳教士的交往，尤其與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和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建立了宗教和科學方面的密切聯系。在徐氏的倡議下，熊三拔與其合譯了一本水利學著作《泰西水法》，並出版了一本關於天文儀器的書籍。此外，修歷是利瑪竇早在很久以前就認識到的一個迫切問題。在以天地關系為核心的中國文化中，公歷不僅規範著國家生活的時間和節奏，也是天子皇帝的各項公開活動的重要依據。雖然朝廷專設歷局，但欽天監官員似乎已力不從心。鑒於這種情況，徐光啟提議請精通數學和天文學的耶穌會傳教士參加修歷。果然，在共同努力下，他們成功地預測了1610年的日蝕，其精確性超出欽天監的估算[3]。盡管如此，徐氏的歷法改革很快便因遭各方阻撓而停滯不前，在中斷了若幹年之後，歷法編修才得以重啟。
1613年，徐氏以身體欠佳為由，告病前往天津，並在那里購置農田，致力於水稻試種。當時，水稻是僅產於中國南部地區的農作物，如果能夠在北方試種成功，便可以避免因長途運輸而造成的各種問題和費用。需要指出的是，徐光啟雖然身居高官，業績非凡，但卻多次要求隱退、告假或「告病」，這里緣由何在？其中的奧妙不排除其他諸多原因的存在：在朝廷錯綜覆雜的體制中，官僚派系之間的爾虞我詐造成形形色色的明爭暗鬥[4]。可以說，徐光啟在朝中屢遭挫折，但基督宗教信仰對他起到了相當大的支持作用。
徐光啟與天主教傳教士的生活和福傳息息相關，是一位支持他們的領銜人物，這一點很快就在一個悲劇性的重大事件中凸顯出來。1616年，南京禮部侍郎沈榷參劾耶穌會的異端學說和圖謀不軌。兩名駐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和曾德昭（Alvaro Semedo）以及兩名駐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龐迪我和熊三拔遭到逮捕並被驅逐至澳門。另外還有一些信友也被拘捕。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南京教案」（1616-17年）。沈榷同時參劾的人員中，還有皈依基督宗教的中國朝臣，其中最有權威的便是徐光啟。對此，徐挺身而出，以《辯學章疏》[5]上奏皇帝，毫不含糊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支持傳教士的教義及其傳教活動，這是他為基督宗教信仰而作的一篇赫赫有名的護教奏疏。幾年後，有人再次發起類似的攻擊，試圖將「白蓮教」起義歸咎於西洋傳教士。據說，在這個「第二次教案」中，徐光啟再次提交了一份護教奏疏，強調指出天主教與白蓮教的《十四個不同》，但由於原本失傳，無從考究。
1619年，徐光啟返京覆職，經歷了仕途中的一段艱難里程。當時，滿族頻繁攻打北方邊關的形勢已十分危急，軍事防禦成為首要的嚴峻問題。為此，徐光啟應召回京，奉命負責練兵督軍。他直言不諱，提出以更合理的現代標準改組軍隊和使用威力巨大的西式火炮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他再次借助耶穌會傳教士的科技專長，使他們重返京城，並在自己家中對他們提供接待。此外，他還向皇帝奮力自薦，諫請出使朝鮮，爭取共抗滿族入侵的同盟，並請畢方濟神父（Francesco Sambiasi）隨行，以便展開朝鮮的福傳活動。
這一建議雖然取得皇帝最初的恩準，但最終未能遂願。徐氏因與朝中大臣意見不合而辭歸，但遂因其博學強識而奉召官覆原職。此後，他再次托假病歸。1625年，因權臣宦官魏忠賢的黨羽進讒彈劾，徐光啟與其他20人一起落職閒住。此後，朝中形勢急劇變化，京城的安危受到威脅。在當初以讒言彈劾徐氏的閹黨紛紛落難之時，回鄉務農的徐光啟重新奉詔回京，掌管京城的軍事防務。
徐氏再次與火炮打交道。他設法從澳門運來數門大炮，同行的還有精通火器的耶穌會傳教士羅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 Tçuzu）。此時的徐氏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大明王朝危在旦夕的局面似乎已無法挽回。徐和其他為數不多的基督徒官員毫無保留地全力以赴，力爭挽回大局，堪稱愛國楷模。在這段艱難的歲月里，一個重大的悲劇性事件發生了。孫元化是鎮守邊疆的重將之一，他是基督徒，也是徐光啟的入室弟子。1632年，孫元化在一場兵變後被斬首問罪。徐氏挺身而出，全力為他辯護，但無法挽回，只好通過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喬扮工人入獄探監，以冒險的方式為他爭取到了聖事的安慰。
盡管晚明期間發生了一系列的動蕩事件，但徐光啟在仕途生涯的最後幾年中，不僅連升高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而且還取得了一項不可泯滅的重大成就。1629年，他作為禮部尚書，在欽天監計算日蝕再次有誤的情況下，重提改革歷法之事。他上疏自薦，親自負責修歷工作，並在耶穌會傳教士的幫助下積極投入工作。當時，耶穌會特向中國派遣了多位優秀的天文學家，其中包括伽利略的好友鄧玉函（Johann Schreck），二人同為靈采科學院成員。但是，鄧在此後不久便離世，徐光啟於是在1630年上疏《議修改歷法請訪用湯若望羅雅各疏》，奏請以耶穌會傳教士中湯若望（Adam Schall）和羅雅各(Giacomo Rho)頂替鄧玉函在歷法改革中的職務。
徐光啟在奏折中概括了自二十多年前與利瑪竇對話以來的經歷，並強調引進西方科學知識可能帶來的重要貢獻：「臣等昔年曾遇西洋利瑪竇，與之講論天地原始，七政運行，並及其形體之大小遠近，與夫度數之順逆遲疾，一一從其所以然處，指示其確然不易之理，較我中國往籍，多所未聞。臣等自後每聞交食，即以其法驗之，與該監推算不無異同，而大率與天相合」。在此，徐氏肯定了耶穌會傳教士先進的天文學知識，明確指出了他們估算日蝕的準確無誤。他主張在保持中國傳統框架的前提下西學東漸，在天文學方面廣采西洋傳教士之長，以滿足欽天監歷法改革的需求（參見第200頁）。
修歷是由徐光啟主持的一項龐大工程，它包括將耶穌會傳教士從歐洲帶來的許多科學文獻翻譯成中文。這些著作由五部叢書組成，其中前三部由徐光啟在其生前於1631年和1632年出色地完成，另外兩部在此不久之後問世。雖然羅雅各也很快就去世了，但湯若望卻繼續為修歷貢獻了他漫長的余生，成為第一位掌管欽天監的耶穌會傳教士[6]。作為徐光啟的知己，湯若望在1633年陪伴好友度過了病逝前最後的一段時光，為他主持了臨終聖事。徐光啟以基督徒的虔誠安息主懷，他的靈柩在皇帝特派專使的陪同下從京城出發，歸葬上海。
從某種意義上說，徐氏的工作並未因他的故去而終止。1639年，通過一批弟子的收錄整理，他的大量農學著作得以出版，這就是著名的《農政全書》。這部著作被有關學者視為徐氏的主要貢獻，也是徐光啟重農思想的突出表現。徐氏把促進農業種植的推廣和規範看作治國富民之本。他多年致力於造就各種科學學科：用於測量的數學和幾何學，用於灌溉和水利管理的水力學，用於識別節氣的天文學，用於實踐的機械學等等，並將以上學科與仔細觀察和系統實驗相結合，為發展農業提供服務。這部農學著作體現了徐氏對科學方法論的追求，也表達了他對社會、道德和政治的責任感。通常來說，土地擁有者從自身利益出發，與農民建立一種主仆的關系，而徐光啟則以深厚的儒家智慧和基督徒的博愛為基礎，提出了他對廉政愛民以及和諧社會的展望。
4. 一個基督徒典範
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們對「保祿博士」充滿感激和敬佩，對其無法忘懷。許多歷史文獻對此有所記載，其中首當其沖的是利瑪竇的《耶穌會·基督信仰遠征中國記》。許多傳教士與徐光啟有直接的交往，徐氏的威望眾所周知，他對耶穌會在中國的活動給予了巨大的支持，為修會在中國的存在爭取到一席之地。繼「保祿博士」之後，許多其他的偉大人物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有李之藻和楊廷雲，他們三人被稱為中國教會的「柱石」。徐光啟被公認為初期中國教會的先驅，堪稱中國基督徒的典範。
巴托利神父（Daniello Bartoli）是耶穌會的官方歷史學家，1663年，他根據同會兄弟的書信和見證，出版了一本有關在中國傳教的詳細記述。對於徐光啟的一生，他以七章的篇幅記載了其生平和著作，並突出表現了他的美德[7]。可以說，這些內容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教化」的意圖和風格，但無論如何，它們來自與徐氏有過密切交往的直接見證人，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它們實質上的可靠性。
徐光啟的第一個美德在他受洗時得到驗證。當時，他雖已成婚22年，卻僅育有一子。在當時的中國文化中，納妾是繁衍子嗣的傳統習俗，尤其是像徐氏那樣身居高位的人，更需如此。耶穌會傳教士們堅持遵循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嚴禁納妾，這種做法常常成為決定性障礙，使真心希望受洗的人望而卻步。但是，徐光啟卻甘願接受羅儒望神父的要求，忠於唯一的原配夫人，將自己的後代托付給天主。果然，他中悅天主，其獨子最終使得徐氏家族兒孫滿堂。
徐氏是一個熱心修德的虔誠基督徒，他每天領聖體，辦告解，熱誠地聽神父們的講道，實踐在天主面前的意識省察和個人祈禱。「在會客之前，無論是何人造訪求見，他都必要走進自家小堂里，在天主面前進行簡短而又親切的禱告，請求祂的幫助，使自己以靈魂的慧眼而不是世俗的眼睛去察人論道」[8]。徐光啟還協助神父們做彌撒，甚至能用拉丁文答念。他的傳教熱忱令人欽佩，許多人經他引導而皈依基督宗教，其中不乏士大夫階層；此外，他還尋求將福傳擴大到朝鮮的可能性。我們前面也談到了他對傳教士的大力幫助和全力保護。耶穌會傳教士經常向他請教，對他睿智的建議滿懷信心。
這些見證也凸顯了「保祿博士」的謙遜，中國官吏中難得的美德。他參加基督徒團體的生活，沒有享受任何特權的期待，相反，在這些往往由條件比較底下的人組成的團體中，他展現了個人的慈善和對窮人的救濟，為促進團結不斷努力。在慷慨解囊的同時，他在個人生活中也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廉潔，堅決抵制一切形式的腐敗和以權謀私。徐公告世後，大家才驚詫地發現他囊無余資。
「保祿博士」雖然不愧多方的頌揚，但我們在這里不再予以贅述。上海教區一直將他奉為基督徒生活的典範，並期望他能早日列聖。實際上，這個倡議早在1933年徐公逝世300周年紀念之際就已經發起。近年來，深受眾人推崇的金魯賢主教重新發起並推動了這一倡議[9]，但在他去世之後，這方面的進程卻停滯不前。凡是了解徐光啟個人及其信仰生活的人，都渴望他能夠得到更廣泛的認可。他是中國的匡世俊傑，既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偉大愛國者，又是一個信仰堅定的基督徒楷模。
[1]關於徐光啟的現代外文出版物主要有：M. Übelhör, «Hsü-Kuang-ch’i (1562-1633) und seine Einstellungzum Christentum. Ein Beitrag zur Gesistesgeschichte der Späten Ming Zeit», in Oriens Extremus 15 (1968) 191-257 (I); 16 (1969) 41-74 (II); C. Jami – P. Engelfriet – G. Blue (edd.), Statecraft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Guangqi (1562-1633), Leiden – Boston – Köln, Brill, 2001; E. Giunipero (ed.), Un cristiano alla corte dei Ming. Xu Guangqi e il dialogo interculturale tra Cina e Occidente, Milano, Guerini e Associati, 2013。最新的《徐光啟全集》中文版於201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10卷，由上海覆旦大學李天綱、朱維錚主編。
[2]參見E. Giunipero(ed.), XuGuangqi e gli studi celesti.Dialogo di un letterato cristiano dell’epoca Ming con la scienza occidentale, Milano, Guerini e Associati, 2020。本書的作者精心選擇並收錄了徐氏最重要的20篇文章，以了解他的世界觀及其思想中儒學和基督信仰的交融。文章的性質各有不同，它們包括：為耶穌會傳教士的著述或由徐氏與他們共同翻譯的科學著作的序或跋；上書皇帝的奏章；著名的西安景教碑發現後的長篇書信；另外一些作品具有鮮明的宗教性主題。這些文字大多被確認為徐光啟的作品。某些文章，尤其是有關基督宗教要理和信仰的文字，雖然在出處上存在著專家間的分歧，但最終對徐氏在基督宗教界的名氣和影響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書中的所有文本均附有中文原文及導讀。本文中標有頁碼的引用內容來自這本書籍。
[3]應該提醒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羅馬進行了「格里高利」歷法改革，著名的耶穌會科學家克拉維烏斯（Cristoforo Clavio）是修歷的提議者，也是利瑪竇和羅馬神學院許多其他耶穌會傳教士的老師。
[4]CfrM. Übelhör, «Hsü-Kuang-ch’i (1562-1633)…», cit., I, 219.
[5]此文首次全文譯為意大利文，見E. Giunipero(ed.), Xu Guangqi e gli studi celesti…, cit.
[6]新建立的清朝繼續將此重任委托給耶穌會的天文學家，直至1773年修會被解散。
[7]CfrD. Bartoli, Del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La Cina, l. III, c. 10; l. IV, cc. 158-164, Ancona, Tipografia Aurelj, 1843.
[8]Ivi, l. IV, c. 157.
[9]本刊節選並發表了上海教區主教於2008年徐光啟逝世375周年紀念之際獻給他的牧函，cfr. A. JinLuxian, XuGuangqi. Il compagno cinese di Matteo Ricci, in Civ. Catt. 2016 I 282-297.
本文轉載自《公教文明》，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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