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
《信德之光》通諭、信德、真理、宗教交流
事關重大
本文建議閱讀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6月29日簽署的通諭《信德之光》，並藉此探索它與我們所處時代之特征所引起的爭議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為了能夠理解當代，一些作家認為必須借助於後現代性或液體現代性等範疇。雖然我們對這些範疇的相對性有所認識，它們如今必須與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消費主義社會模式危機的影響較量，但我們仍然認為，本文在此提出的練習有助於更好地將通諭及其解釋與當前形勢結合在一起。
緊接著確認信德之光來自覆活的基督，「永不墜落的晨星」，通諭闡釋了一種普遍信念中所認為的「相信與探索互不相容」以及信仰使生命失去創新和冒險精神，並從而阻礙「我們作為自由的人類走向未來」。信德被啟蒙主義認定為黑暗陰霾，被視為一種在盲目和主觀情感驅使下的孤注一擲，最多只能浪漫地帶來一種內心安慰，並在現代時期發展為對理性的遠離。然而，與此相悖的結果是，隨著強大意識形態的塌陷，後現代人被遺棄於一片黑暗，充滿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轉瞬即逝的微光即可使他們沾沾自喜。然而，這樣的光無法照亮通向更寬廣富饒的前景道路，而這些前景是唯一能夠滋養未來合理希望的甘露。
正是作為對這一時代之挑戰回應，現代向後現代的轉型實際上可以構成一個解讀關鍵，提出了重新發現信德之光的必要。其原因正如教宗尖銳地指出，一旦信德之火熄滅，所有其他的光便隨之黯淡。通過這一肯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隱約預感到，通諭所提出的關於信仰的論述並無意立足於一種純粹宗教或虔誠的性質，而旨在更廣泛地涉及人類命運本身。信德之光事實上並非唯一的光，但由於它的存在，其他的光，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理性和對未來的希望，不僅在個人層面上得到滋養，而且正如文告在最後一章所重申的，也在社會和公共層面上得到滋養。這些論點基於一種充分的認識，即：「教會從來沒有把信德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但她知道信德是天主的恩賜，應予以滋養和鞏固，讓它繼續指引我們的旅途」（第6條）。
信德與歷史、未來和偶像崇拜
在第一章中，通過對亞巴郎和以色列出埃及的轉述，信德立即與歷史聯系起來，這些歷史在聖經文本的敘事形式中得到了出色表達。信德在《舊約》中被體現為一種與許諾相聯系的召喚，召叫人以個人和集體的方式走出自我，走向一個未知的未來，而這種未來的實現正是通過將自己托付給天主和祂的父愛：萬物的本原和砥柱。此外，許諾所包含的對未來的開放性使對它的記憶成為一種矛盾的對未來的記憶，這證明基督信仰與展望未來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關聯。因此，信德不是對過去的不得已，而正是因著對許諾的記憶而成為對未來的開放。它因此意味著一個等待的時期。由此，正是出於對這種等待時期的拒絕而產生了偶像崇拜。事實上，在偶像面前，「不會有被召叫放棄安穩生活的危險」（第13條）。這是因為「偶像的存在其實是一個借口，為使我們得以成為萬物的中心，膜拜自己親手所造的」。通過這些確認，通諭將尼采把對未來的封閉性歸咎於信仰的論點歸類為自戀者的「自我」偶像崇拜。此外，這種偶像崇拜還導致後現代人迷失於自身各種通常混亂不堪的欲望中，從而使歷史被瓦解為一系列轉瞬即逝的時刻，在支離破碎中變得無法理解。其結果是破壞了那種植根於以色列信仰的歷史，使其在覆雜的文化歷史轉變歷程中成為強大現代意識形態的旗幟，於今遭受理性的否認和拒絕。那麽，正因為信仰是對一個超越我們自身的真理的開放，所以能夠在今天重新打開我們對未來的關注，並同時重修對歷史做為時光流逝的理解。且不談此範疇因「勝利的現代性」而遭受的較為具體的意識形態後果，或是後現代在其危機之後沈溺於時間的短暫、易逝。
天主的愛在基督內彰顯，信德的圓滿
信仰、歷史和未來之間的緊密聯系在納匝肋的耶穌身上所體現的天主之愛中得以圓滿。那麽，如果基督的愛的可信性之最大憑證在於祂為人類而舍掉性命，這愛只有在祂覆活的光照下才可以被理解；對此，通諭恰當地指出，這並非一個純粹的靈性現實，完全位於歷史之外；然而，如今偏向於這種認識的傾向並不罕見，有時甚至存在於神學界內。對覆活的這種詮釋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所涉及的是曾經歷死亡而覆活的耶穌肉身，祂已進入永生。為此，基督徒決不否認天主在世界中的行動，而是承認天主具體而強大的愛，這愛在歷史中發揮真正的作用，並決定其最終的命運。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奉降生成人的聖言，以及祂的肉身覆活，信奉那位如此靠近我們的天主，以至於進入人類歷史」（第18條）並決定其最終命運，因而促使基督徒更熱切地體驗世上的旅程。這是通過生命中孝愛的恩賜來實現的，基督徒現在通過覆活者的眼睛來看待現實，在這種目光中，受造的未來已然呈現於今天。因此，在信仰中，「信徒的自我意識更加強烈，因為他已活在另一位之內」（第21條），在祂的奧體內，信仰中的兄弟姐妹得以共融。由此，偶像崇拜使人淪為自己的囚徒，成為害怕迷失方向的奴隸，並因此而向未來保持封閉；在從死裡覆活的基督內，偶像崇拜被徹底摧毀，人因此而不再為自身擔憂，他終於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光照，自由地重新踏上旅程，走向一個正是因覆活的耶穌而使其重新寄予期望的未來。
愛與真理
然而，一個立即出現的反駁是：誰能保證這一切無非是「一個美麗的神話，我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的投射」（第24條），雖然是一種美麗而高尚的情感，但同時因為受人類感情典型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的擺布而顯得虛幻？唯有與真理的聯系，通諭回答說。然而，這種對超越自我的真理的追求與兩個相互關聯的主要障礙發生了沖突。首先，一種常見的聯系存在於當前的許多後形而上學思想中，它們將這種真理與自己以狂熱和極權形式強加於人的真理相提並論。自從強大的意識形態衰落之後，相對主義被這些思想視為保障公民共存的唯一合理社會選擇，這在鮑曼（Bauman）所強調的液體現代版本中尤為突出。如今，頑強不屈的文化及宗教多元主義已成為公民共存的決定性標志。與此相關的還有現代中典型的真理和愛的分離，在這一使後者從中得益的分離中，愛淪為一種純粹的短暫情感，成為一種越來越快節奏的狂熱式消費對象。這解釋了為何當今社會對情感賦予高度認可以及在訴諸理性中並不罕見的懷疑，尤其是當這種理性試圖超越科學本身的限界時：盡管如此，科學似乎是唯一仍然享有廣泛社會信譽的智性活動。
在這一點上，展示基督信仰所支撐的真理與愛之間的聯系確實具有決定性，並且以其自身的方式明顯地存在於多姿多彩的當代哲學全景中，從早期黑格爾的《神學著作》直到近期瓦蒂莫（Vattimo）的弱勢思想。通諭強調，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因為「信仰帶來認知是由於信與愛相連，而愛本身帶來啟迪」（第26條）。這種愛當然會牽動情感，「但這是為了向被愛者開放自己，從而走出自我中心，投向他人，建立持久的關係。愛的目的是與被愛者結合」（第27條）。因此，愛絕不是一個抽象的，而是關於人格的真理。另一方面，僅僅建立在情感上的愛，倘若脫離與這種理解中的真理的聯系，「就無法解放我們孤立的自我，也不能救贖我們擺脫短暫的時光」（同上），從而可能喪失其決定性的開放層面。相反，聰慧和開明的愛使心靈的眼睛「從關係的角度觀看世界，這樣的世界觀成為共同的認知，使我們以另一位的目光看世界，這目光中是對一切事物的普遍認知」（同上）。這種走出自我的愛，能夠將理性打開到一種不僅是關係性的認知，而且是與他人和在他人中的共情，從向耶穌這個具體的人開放開始，祂被看到和聽到，正如《若望福音》中所強調的那樣，祂的來到確認了真理和位格之間的區分，不僅具有神學意義，而且具有哲學意義。
正因為信德的這一維度，我們在此可以將其定性為個人性-關係性和基督徒歡聚性-走出自我性，信德意味著與理性對話，正因為它與愛的構成性聯系，「信德不是強硬的態度，而是在尊重他人、求同存異中成長。信徒不應專橫；相反，真理使信徒謙卑，因為他們知道與其是擁有真理，不如說是真理在擁抱和擁有我們。信德不會使我們執拗，反使我們感到安全，從而敢於踏上旅途。信德使我們成為見證人，與所有的人展開對話」（第34條）。從通諭建議的角度來看，真正具有決定性的問題不再是否定任何關於真理的論述，以逃避可能的極權主義和狂熱式缺乏容忍的結果：而是要問自己，我們希望以怎樣的真理為指引，其基本特征是什麽。
這些內容清晰地出現於隨後的論述，其中明顯地涉及到與科學的對話。教宗強調，正因為信德的人格特征，它與物質世界並不疏遠，因為愛總是生存於肉體和靈魂之中。教宗補充說，正因為如此，信德也照亮物質世界，相信其秩序，並曉得這秩序呼召我們開辟一條更加和諧、明了的道路，使科學本身亦可從中受益。這並不是因為信德對科學方法及其合法的認識論自主性進行不切實際的幹擾，而是因為信德「促使科學家時常對現實保持開放，探求其中取之不竭的豐富寶藏。信德能夠喚醒批判意識，使科學研究不至滿足於自身的表述，而是有助於它領會到大自然總是更加偉大」（同上）。
因此，真理，即使在其科學性闡述中，在這裡也被賦予了無窮性的特征。帕里森（L. Pareyson）認為，這是詮釋學中真理的基本特征之一，安色莫（Anselmo）將天主的存在歸因於祂本身的那種永遠更偉大（semper maior），兩者均構成一種本真批判意識的基本動力。通過這種方式，教宗在此以幾乎明確呼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進一步著重指出，「信德使我們因受造的奧跡而稱奇，拓寬理性的視野，從而更好地照亮向科學研究緊閉的世界」（同上）。在此，通過將解釋學的無窮性、安色莫的永遠更偉大和傳統的驚奇感與科學真理及其批判意識緊密聯系在一起，通諭似乎在暗示，啟蒙文化以及經常與之相關的科學研究的真正敵人根本不是正確理解中的信仰，而是自戀式的自我偶像崇拜，致使科學本身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可能的受害者，正如極權主義時期所發生的那樣。於是，一個對永遠更偉大的天主完全開放的信仰成為科學研究的客觀盟友，它反對意識形態的一切封閉形式，甚至反對宗教性質的封閉性，就連基督徒本身也不能以為自己自然而然地擁有對這種封閉性的免疫力。正是出於這種道理，通諭謙卑地不斷與如此理解的真理保持聯系。
信仰的這種對話性並不是對時代精神的戰術性讓步，時代精神是真理的基督徒歡聚性-人格性維度的直接結果並以真理為基礎；它不僅關係到科學，也關係到其他宗教的信徒，因為有宗教信仰的人總是在旅途中，必須做好讓自己被引導的準備，走出自我，去尋找不斷給人帶來驚喜的天主。同樣，它也關係到所有渴望信仰並為此而動身踏上旅程的人，他們在這樣做的同時便已「在不知不覺中踏上了信仰的旅程」，並努力「以行動表現出天主是存在的」（第37條）。
在一個面向未來的關係網中相遇
第三章的主題是信仰的傳承。這一論述從信仰是歷史上發生的事件開始談起；此外，人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是一個總是生活在與他人關係中的人，以至於因此而確定知識本身的關係性：語言便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它將人定義為一種符號動物，以至於「我們只有在分享更龐大的記憶時才能夠認識自己」（第38條），而這種記憶是由我們之前的其他人建立起來的，這要歸功於一個先於我們又超越我們的關係網。這個基本的人類學數據解釋了為什麽不可能單靠自己相信，以及為什麽信德，與其在現代歸納版本中所發生的相反，並不是信徒的「我」和神聖的「禰」之間、自主的主體和天主之間的孤立關係。就其本質而言，信德是向「我們」開放並因此總是在教會的共融中產生的，如同對話式信經所表明的那樣。因此，「凡是接受信仰的人都會發現拘泥於自我的空間被拓寬，他們的生命隨著新關係的萌生而更加豐富」（第39條）。
因此，信仰的傳達並不是傳遞一種思想或教義。相反，它是與真天主相遇的動力，「是一道觸動我們心靈深處的新光，涉及我們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使我們開啟與天主和他人在共融中的活躍關係」（第40條）。在這裡，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涵蓋整個人，包括肉身和精神、內在性和關係的傳達，正如基督信仰中基本聖事結構所證明的那樣。這種信仰的基本聖事結構在聖體聖事中達到巔峰。正是在聖體聖事中，我們發現了上文所回顧的對未來的記憶，因為作為對基督覆活奧跡的紀念，它在展示向未來開放和預示最終圓滿的能力，同時賦予一種奇特的活力，使我們的肉身和靈魂偕同萬物邁向天主內的圓滿。
這說明，在信仰的表明中，整個生命進入與真天主完全共融的旅程。天主在聖三的共融中擁有轉化的力量，能夠擁抱人類歷史，引導人進入共融。從這個角度看，十誡不再是「一套消極的戒律，而是一些具體的指示，引領人們走出自我參照的曠野和封閉的自我，與天主對話」（第46條）。在這種深刻的關係視角下，信仰的合一不再是對一個堅如磐石的真理進行外表的硬性規定，而是一個豐富多彩、生機勃勃的多元現實，致力於一個唯獨由愛而生的關係才能帶來的共同願景。
信德，社會的希望之源
那麽，正因為與歷史相連，信德也是天主正為世人預備的城，涉及到正義、法律、和平等福祉。通諭的最後一章重申，事實上，信德並不會使我們脫離世界，也不會漠視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關注的事，而是為公共利益服務。信德之光不僅照亮教會，也不僅是為了建造來世的永恒之城；它幫助我們建設我們的社會，使其邁向充滿希望的未來。這首先涉及到家庭，並從家庭開始而延伸到所有的社會關係。當今的社會關係正遭受著兄弟情誼的危機，在現代過程中，兄弟情誼試圖在沒有共同的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然而，回到共同的父是必要的，應該充分認識到的是，如果看不到天主在死而覆活的耶穌身上所體現的天父之愛，「就無法辨別是什麽使人的生命如此珍貴和獨一無二。世人喪失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大自然中隨波逐流，放棄他應有的道德責任，或是自認為是絕對的裁判，具有操控周遭世界的無限權力」（第54條）。在此，通諭譴責了人在對人性的錯誤認識以及對自身的妄自尊大和不自量力；這種態度清晰地體現於不少現代和後現代思想表述中，倘若因陷入自我參照和自戀而成為自我偶像崇拜的受害者，現今的生物技術有可能危險地加劇這種狀況。
此外，信仰所開啟的關係概念引導我們將大自然視為托付給我們的居所，促使我們探索發展模式，這些模式不是將受造物視為可以肆意掠奪的純粹物質資源，而是將其當作我們所有人領受的恩賜。至於政治權力，恰恰是因為它植根於永遠更偉大的天主，也因此而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本身的功能以及對自身權力的維護，而是要服務於更大的公共利益。教宗因此重申，「當信仰式微時，生命的基礎也可能被削弱」（第55條）。而且，在引用了艾略特（T. S. Eliot）的話後，他繼續補充說，「假若從我們的城中除去對天主的信仰，那麽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將被削弱，我們只會因恐懼而團結起來，而我們的穩定生活也會受到危害」（同上）。然而，為了避免誤解，讓我們立即重申：在這裡，天主不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可以被任何人利用於政治操縱的對象，包括宗教人士在內；相反，這是一個關於那一位的問題，正如最好的基督教傳統在與新柏拉圖傳統的批判性對話中所肯定的那樣，「如果你明白，那麽祂就不是天主了」（si comprehendis non est Deus，聖奧斯定）；其本質對我們來說是根本不可知的，以至於我們對祂的不存在比對祂的存在了解得更多（聖多瑪斯），亦是出於這一原因，祂成為敬仰中驚喜的源泉而不是肯定的擁有。正是因為這種根本的不可得性，祂才能夠成為可靠的保證，使政治能夠做到反偶像崇拜，尊重每個按照祂的肖像和模樣創造的男人和女人的超性和不可操縱的尊嚴。在我們看來，這正是我們可以世俗地理解上文提到的拉辛格的著名表述的背景，這一表述推翻了格勞秀斯（Grotius）的名言，確認我們在社會中的生活也必須表現出天主是存在的。只有以這種方式理解的天主才能成為有效的智慧寶庫和對人類權力意志的管束。
通諭最後指出，信德既不能消除也不能從智力上解決個人和社會的痛苦之謎，但是將其照亮的「一盞明燈，在黑夜中指引我們的腳步，這為我們的旅程已經足夠了」，它「以陪伴的形式」（第57條）提供回應，孕育一個善和聖潔的歷史，正如許多聖人所證明的那樣，其中包括在這裡被明確回顧的亞西西的方濟各和加爾各答的德肋撒。他們提醒我們，「信仰為公共利益的服務，常是為希望的服務。這希望使我們展望未來，領悟到只有天主，只有來自覆活耶穌的未來，才能為我們的社會帶來穩固和持久的基礎」（同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偕同信德和愛德，望德激勵我們邁向穩妥的未來。這未來有別於世間的偶像所帶來的虛幻誘惑，而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新的方向和力量」（同上）。
吸引信徒及非信徒興趣的鼓勵
通過以光照的概念來討論信德，《信德之光》似乎也在暗指啟蒙運動，以借此而進入我們所處的這個轉型時代的困境，某些人將其解釋為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型。從我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信仰絕沒有在這裡被以反現代的形式展現；相反地，信仰似乎預測到了現代性的苦難，基督宗教本身即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通過追本溯源來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是猶太根源，這後來在納匝肋人耶穌的肉身覆活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一記憶不斷向未來開放，因為在覆活者身上，受造的未來已呈現於當下。因此，文本中對末世（eschaton）之事的極大關注，連同許多當代神學所提供的說明，對最初的尼采式反駁作出了一個真切的答案，因為這涉及基督信仰的結構，同時也為教宗方濟各近幾個月來經常對年輕人重覆的不要讓自己的希望被盜取的呼籲提供了相應的基礎。
通過在愛與真理之間所確立的密切聯系這一貫穿整部通諭的支柱，在我們看來，《信德之光》幾乎意於伴隨現代向後現代的過渡涉水而過，從而對極權和缺乏容忍的隨波逐流的理性作出回應。然而，它並未因此而陷入一種思想泥潭：迷失於轉瞬即逝的瞬間，因拘泥於以虛無主義形式解構一切而使人無以自解，喪失一切對未來的穩妥希望。由此，在把握和譴責現代理性的病癥的同時，某些後現代思想有可能將病人引向死亡，而造成這種死亡的原因則是一個完全的診斷錯誤。對此，通諭清晰地突顯了一點：疾病實際上並不是由理性本身，而是由它對偶像崇拜和自戀的自我奴役造成的。從這個角度看，《信德之光》可以成為吸引所有信徒及非信徒的鼓勵，激發他們反思是否同意這個有趣的判斷。
同樣出於愛與真理之間的聯系，真理所具有的明確和不可避免的維度不僅包括人格性，而且還有明確的關係性，而且這些關係具有深刻的共情性，紮根於我們的聖三，貫通於我們聖職人員中，且具有哲學維度，正如當初史坦茵（E. Stein）所提醒的。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奇怪地肯定，事實上極大地滋養了目前的自戀式自我偶像崇拜危機的消費主義社會模式或許可能成為一個天賜的機遇，將與他人休戚與共、同理共情的關係重新放到社會生活的中心，特別是對於貧窮和被排斥的人。當然，這假定了一個走出「自我」、邁向「我們」的旅程，在這個旅程中，信徒們既不應該感到孤獨，也不應該被那些不分享同一信仰的人視為孤獨者：這是為了社會利益本身。對所有人不分彼此地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謙卑」，其拉丁語詞源（humilis，來自humus）召喚一種深深紮根於大地的思想，正如教宗一再提醒我們，這對基督信仰來說絕非不相關的事情。
本文轉載自《公教文明》，2023年2月6日。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