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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操、世俗時代、後現代主義、靈修指導
很少有人能像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巨著《世俗時代》（L’ età secolare）中那樣追溯我們當代失去信德的根由。這位加拿大哲學家將這一過程的起源追溯到宗教改革。通過推崇個人信仰，貶低聖事、神職和神聖事物，宗教改革終結了令人陶醉的中世紀，逐漸促成了另一種人文主義信仰的產生[1]。隨著對「唯以信德為尊」和「唯以聖經為尊」的強調，改革者促成了信仰與理性的分離。這種分離隨之被現代性兩極分化。啟蒙運動推動了這一進程的速度，它以自主的理性取代了啟示。隨後，科學革命使科學方法被確定為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徑。
隨著一系列的宗教和文化變革，現代性的世俗化程度日益加重，影響到我們今天的靈修方式，特別是神操的實踐。
背景
泰勒認為，啟蒙運動之以自然神論取代歷史上的基督教可以被視為一個走向當代無神論的「中間階段」[2]。天主不再是一位有位格的天主，一個在歷史上與人類和受造界秩序互動的主體，而是一位不具備位格的宇宙建築師。宇宙因受不可改變的自然法則支配而由世俗科學所操縱。天啟於是不再必要。通過強調觀察和實證，科學革命傾向於對超驗信仰的排斥。隨著超性意識的喪失，即對神的意識的喪失，以及與傳統宗教權威的逐漸脫離，靈修越來越聚焦於個人及其感受。宗教被作為一種制度化現實而受到排斥[3]。
現代性對理性的無限信賴及其不斷改善我們的生活的能力將導致一種被稱之為「後現代主義」的反應，這已經很明顯地體現於齊克果（Kierkegaard）、尼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思想家身上：他們反對將人定義為「理性動物」的傳統，認為我們是受無意識動力或經濟規律影響的主體。20世紀的種種恐怖——其中包括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以及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造成的嚴重平民傷亡，種族滅絕，冷戰期間的核毀滅威脅，艾滋病大流行，貧富差距，更不用說在21世紀奪走數百萬受害者的新冠大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僅靠自主理性便能引導人類走向完美的幻想。
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的樂觀主義反應，它更是一種感性，而不是一種具有連貫性的哲學。它以懷疑的態度看待所有的元敘事，並傾向於賦予一切真理的陳述以相對性，認為它們總是受制於其揭示者的社會地位並以植根於性別、種族和社會地位的權力關系為基礎。由此，真理之概念本身也遭到質疑。
靈修
當然，靈修（spiritualità），亦或如今所說的靈修，並未能避免這些文化變革的沾染。對許多人來說，天主已不再具備位格，而僅僅是一種哲學原則或「超級力量」，比如當今新時代（New Age）思想中的「靈性」或電影《星球大戰》中的「原力」。許多人將「屬靈但無宗教信仰」引以為榮。有些人則更甚，他們完全擯棄靈性層面。
在西方，許多人正在脫離自己的宗教傳統。這種現象通常被描述為無信仰者（nones）的崛起，他們是那些在被問及宗教信仰時回答「無特殊信仰」的人。在美國人口中，無信仰者達26%，並且在白人、黑人、西班牙裔、男性和女性這些多數群體和全國各地區都仍在上升，不分教育水平。這一數字在年輕人中甚至更高：只有49%的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人）自稱基督徒，而每10人中有4人是無信仰者。西班牙裔天主教徒的數量也在持續下降：從10年前的57%跌至如今的47%[4]。在英國，天主教徒出身的人中只有略多於半數以上的人仍然認同自己的這一身份。
聖瑪麗出版社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日漸消逝》（Saint Mary’s Press, Going, Going, Gone）列舉了三個原因以及分別與其相對應的群體來解釋如此普遍的脫離關系。第一個類型是「受傷者」，指的是那些在家庭或教會中有過負面經歷，遭受過創傷性事件的人，比如親人去世、離婚、漸進性疾病或其他家庭危機。在這些情況下，人們往往傾向於將影響個人信仰的事情歸咎於天主。然後是「流浪者」，即那些由於認識不足或者因為與家人或同齡人分享的信仰或靈修團體疏忽責任而放棄信仰的人。這種情況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父母雙方對信仰的熱忱。如今的許多年輕人都成長於家庭成員均已失去信仰熱忱的家庭，或者就許多天主教徒而言，在其家庭中，天主教更是一種文化現實，而並不關乎選擇和投身。第三個類型是「持不同政見者」，是指那些與教會訓導存在分歧的人，尤其是關於性行為、婦女和墮胎的問題。最後這個類型是最覆雜的一個成分，因為許多人在反對的同時也對婦女的選擇權給予支持[5]。
有趣的是，在對靈修的反思中，耶穌會前任總會長倪勝民（Adolfo Nicolás）神父如是定義了「膚淺的全球化」：「這個世界正變得非常膚淺。我們擁有比以往更豐富的信息，但缺少思考、反思和吸收信息的能力」。我們的依據是感覺、「新鮮」的信息或「捷足者先登」。即使是完全屬於偏見或具有破壞性的信息，也照樣會在我們的腦海中留下印象，而我們沒有能力查清它是事實還是成見。同樣的情況也正在發生於教會中[6]。我們應該將此視為一個真正的認識論危機[7]，它已直接影響到我們的靈修生活方式。因此，我們的問題是：於今，在這種情況下，指導神操和做神操的價值是什麽？
在今天提供神操指導
自耶穌會覆會以後（1814年），作為該修會生活特征的靈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對禁欲主義實踐和道德美德發展關注的主導。直到20世紀下半葉，在約瑟夫·德·吉貝爾（Joseph de Guibert，1877-1942）、米格爾·尼克勞（Miguel Nicolau，1905-86）、威廉·J·楊（William J. Young，1895-70）、卡爾·拉內（Karl Rahner，1904-84）及其兄弟雨果·拉內（Hugo Rahner，1900-68）等耶穌會士的工作基礎上，耶穌會士才開始談論以《神操》為基礎的依納爵式靈修[8]。
在這種變化中，可以回顧的例子包括以針對個人的避靜取代傳統的布道避靜，或將省察這一概念重新理解為「良心的省察」，即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天主的存在，而不是列舉各種挫折的原因或將信德理解為一種伸張正義的信仰。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對聖依納爵的《與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之理解向來基於以聖統制的教規進行推理的意識。教宗方濟各有力地拓寬了我們對這一原則的理解。習安東（Antonio Spadaro）神父在他發布的訪談中把「天主的神聖信眾」視為一個主體，意指「人類社會中產生的覆雜的人際關系網」，天主位居其中。「因此，‘與教會思想一致’也不應僅限於與其聖統制部分相關的理解」。他補充道：「當信眾與主教和教宗之間的對話進入這條軌道，並且是真誠的，那它是得到了聖神的幫助」。在這裡，我們看到他對「信仰意識」 （sensus fidei）和「信仰者的意識」（sensus fidelium）重要性的關注如此強烈，以至於可以斷言，當天主的全體子民在信德中相攜同行時，他們展現的是一種信仰中的正確無誤性（infallibilitas in credendo） [9]。
我們認為，世俗文化已經取代了仍被許多人藐視的宗教文化，這一現象並不僅僅涉及西方。為此，我們今天需要在一個更廣泛的環境中提倡靈修。我們因此而不能簡單地假設一種傳統宗教文化。許多參加神操或退省的人並不熟悉聖經故事和記載，或者認為它們相當過時，不再具有說服力。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世俗文化，要麽不了解教會的信仰和神學，要麽拒絕接受它們。這並不是說我們建議可以撇開聖經的記載，而是說有必要對其進行補充，以喚起今天參加神操者的想象和理解。我們可以邀請他們思考天主浩繁的化工，或是在進化過程中，或是在生命的活力中。天主的恩賜反映了超乎想象的善與美，而痛苦、不公正和暴力為如此眾多的人所帶來的傷害則敦促我們成為門徒。
神操的結構建立於三個基本支柱之上。「原則和基礎」提醒我們要在生活中將天主放於首位。關於「基督的神國」的默想向我們講述門徒的身份，邀請操練者發現自己的聖召。「聖愛瞻想」是耶穌會在所有事物中尋找天主的原則之基礎。在此，我們希望展示有關上述每一點的思考。
「原則和基礎」
這個作為開端的默想非常名副其實。它提醒操練者其受造是為了「讚美、敬畏和侍奉天主」，並通過這種方式拯救自己的靈魂。這是一個從根本上對精神自由的召喚。對於那些對天主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持開放態度的退省者來說，這是在邀請他們思考深化這種關系的聖召，尋求給出更圓滿回應的自由。
但其他操練者，特別是那些接受世俗文化教育的人，也許會認為天主的概念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有些陌生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建議從宗教層面轉到宇宙學層面。邀請他們默想我們所居住的宇宙之廣袤可以幫助他們感知天主的神秘，祂作為造物者的存在既隱蔽又親密，既超然又內在，體現於我們所說的「受造界」中。此外，祂的偉大超越所有人的理解力。
科學告訴我們，我們的宇宙始於大爆炸這一想象中的始點，由極其密集和過熱的物質和能量組成，然後產生爆炸，形成無限微小的粒子，然後是原子和分子、氣體，最後變成恒星、行星和星系，也產生了空間和時間。每個星系都是一個由恒星和恒星碎片、星際塵埃、氣體和暗物質組成的完整系統，被引力固定在一起。隨著星系之間不斷的相互遠離，宇宙也在不斷地膨脹。在一些難得的夜晚，當看到自己頭頂上群星璀璨的蒼穹的時候，我們能夠想象宇宙的無限，根據科學家的估計，它們的數量著實令人震憾！根據聖詠作者的說法，天主制定了所有星辰的數目，並各按其類給它們命名（參見詠147:4）。我們的星系，即銀河系，擁有1000至4000億顆恒星和至少同樣多的行星。而天文學家認為，銀河系不過是我們可觀察到的宇宙中大約2萬億個星系之一。
但是，組成這個宇宙的不僅是惰性氣體、燃燒的恒星和死亡的行星，還有生命的脈動。在這些星球之一，即我們所說的地球母親之上，大約45億年前，原子和分子開始膨脹，發展成有生命力的細胞、微生物、細菌、氨基酸和植物，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動物，衍生了目前居住在地球上的約1萬億個物種，包括我們人類本身。
對於許多與我們最相仿的動物物種來說，生命是一場持續的生存鬥爭。為了能夠應對，它們的天性中充滿了可為捕食而殺戮的本能。聖詠詩人寫道：森林裡的野獸在黑夜中從洞穴裡出來，四處狂竄，少壯的獅子怒吼著尋找獵物來充饑（參見詠104:20-21）。詩人描述了一個「在矜牙舞爪中染紅」的大自然。這種進化型繼承也在我們身上留下了印記。
然而，即使在動物世界中，也有一種趨於團結、結合、交融的動力。許多動物自然傾向於集群生活，並通常擁有覆雜的社會結構。我們所說的是牧群、獸群、羊群和鳥群。動物表現出的往往不僅是本能，而且還有情感、親情的跡象，甚至是智慧：這些表達方式在人類身上會轉化為一種圓滿。母獸以驚人的溫柔照料它們的幼崽，勇猛地保護它們，甚至能夠為此而不惜犧牲自己。狗狗會歡天喜地地迎接主人的歸來；它們喜歡玩耍，追著球跑來跑去，或者跳著抓飛盤。鼠海豚以玩耍為樂，它們跳出水面，有時還會搖著尾巴跳舞。社交媒體上充滿了狗和貓成為朋友、一起玩耍或抱在一起睡覺的有趣視頻。
就連樹木也有社會生活，根據最近的研究顯示，它們通過地下根系網絡進行碳、水、營養物質、警告信號和激素的交換，即使不同種類的植物之間也是如此。這些資源從年長的樹木流向更年輕和較弱小的樹木，那些地下連接被分開的樹木更有可能枯萎和死亡[10]。
我們自問：所有這些被稱為「生命」的非凡能量來自何方？我們能否從這種團結的動力中學到什麽？難道我們可以就此得出結論，認為宇宙令人難以置信的覆雜性不過是偶然結果，而且人體也只是一個「偶然事件」，是原子、分子和微生物的隨機組合？人的覆雜性反映著宇宙的覆雜性。像尼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這樣的科學家認為，我們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單分子中的原子數量與大多數星系中的恒星一樣多，而一只人眼所含的原子數量甚至超過已知宇宙中的恒星。
然而，許多科學家在他們的普遍體系中不願意承認一種超越感性的智能，他們不會走出可驗證的現實來質疑這一界限之外可能存在的事物。另一方面，那些有信仰的人相信，在覆雜的宇宙背後，事實上，在其覆雜性之中，在我們自己的精神中，有一位天主，祂的創造活動不斷地維持著一切存在，包括我們自己，並繼續向我們伸出援手：這位天主在耶穌身上顯示，就像一位充滿愛的父親，一位阿爸。「原則與基礎」正是要求我們對這一點進行反思。
「基督的神國」
對基督神國的默想被奇怪地安排於第一周操練的結尾和第二周操練的開始之間。我們更樂於以默觀「道成肉身」作為第二周的起點，然後轉向對王國和基督君王的號召的默想，這自然與緊接著的對基督生命的關注相連貫。對「道成肉身」的默觀以我們今天看來有些單純的圖像和語言提出，邀請操練者思考三個神聖的位格俯視大地上的各種景況及所有悲劇和暴力，然後派遣第二位屈尊為人，以拯救人類。
對神國的默想以思考世間君王的號召為起點，然後敦促操練者想象基督邀請每個人加入祂的使命。祂的條件具有挑戰性：「誰願跟隨我，該同我一起勞苦工作，將來也要同我一起享受光榮。」（《神操》 95）。這個邀請可與世間君王的挑戰相呼應，要求那些願意服從於他的人「吃喝穿戴，都跟我一樣；還該和我一樣，白天工作，夜間警惕。這樣分擔我的勞苦，將來也要分享我勝利的果實」（《神操》 93）。
但是，作為依納爵提出的默想對象，在所有的悲劇性和令人悲痛的情況中，三位一體視線中的使命及世間景況是怎樣的呢？只需加入一點想象力，就大可使它變得更為具體。今天，信德的最大障礙，也就是與基督的使命相對立的障礙，是存在於世界上的諸多痛苦、不公正和對無辜者的暴力。
讓我們回顧20世紀的種族滅絕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系統性殺害，斯大林統治下的烏克蘭人民以及希特勒時期的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還有柬埔寨、盧旺達和波斯尼亞的其他無辜受害者，其他屠殺和種族清洗。我們還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喪生的數百萬平民，從城市的大規模轟炸到廣島和長崎的核破壞。我們也想到了目前烏克蘭戰爭的野蠻行為，集體墳墓，被轟炸的醫院，以及被侵犯和屠殺的平民。我們想到數百萬的男女和兒童被埋在農場和田地裡的地雷炸傷致殘，想到許多國家那種玩世不恭地利用政治權力中飽私囊，想到那些在無望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想到數百萬滯留在難民營中缺少適當教育的難民兒童。統計數據雖然不涉及個人，但在其赤裸無情中卻如此令每一個人感到震驚。
最富有的人和最貧窮的人之間的差距持續加劇。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的數據，在2019年中，因戰爭、暴力、氣候變化和迫害而背井離鄉的移民和難民人數達到了近7080萬人的歷史最高點並在繼續增長。數以千計的人因超載船只的傾覆而葬身大海，或在徒步移民時成為掠奪行為的受害者，而號稱土狼的人口走私者則從中牟取暴利。在亞馬遜地區，由於因商業利潤而被蓄意燒毀的雨林，原住民已經被疏散。另一個問題是現代奴隸制，它使大約4000萬男子、婦女和兒童受到奴役，成為強迫性勞動、早婚或債務的受害者。此中四分之三是婦女和女孩，她們大多數是以性剝削為目的的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受害者中包括難以計數的兒童，他們被卷入了我們的城市暴力、槍擊和毒品沖突。還有一些是受到身體或性虐待的人，虐待他們的是親屬或被認為值得信賴的成年人，甚至是神職人員。讓我們再想一想花費於戰爭武器、恐怖主義威脅、色情和墮胎行業上的數十億美元。這就是基督君王履行其使命的世界，我們必須追隨祂的地方。
「獲得愛情的默觀」
神操以「獲得愛情的默觀」結束。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默想，提醒操練者如何用行動而不是語言來表達愛，並建議以獻己誦（Suscipe）表達的個人奉獻來結束四個建議中的每一端。
第一端要求操練者回想所受的諸般恩惠。這裡應該投入最高程度的想象力和情感。有些恩惠是關於宇宙的：我們之前考慮的浩瀚而美麗的宇宙。其他恩惠是神學的，是救贖，是恩寵：如卡爾·拉內（Karl Rahner）所描述的，天主的自我啟示，我們的信仰，聖事。還有的恩惠是個人的，來自家庭、朋友、經歷、人們、那些曾經愛過我們和我們愛過的人。其他的恩惠是技術性的，比如互聯網，它使我們能夠獲得諸多信息。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可能會在其中看到一個全球性的神經系統。所有這些都使我們興奮和愉悅，使我們以讚美和感恩的行動面向我們仁慈的天主。
第二端要求我們觀察天主如何居住於祂的受造物中，根據不同物種和種類，賦予它們生命、感覺和智慧，使我們成為祂臨在的宮殿。天主臨在於天上的星辰中，臨在於大地的美麗和覆蓋它的草木植物中。當面對如此多的美景時，我們往往能感知到這一點，滿懷好奇和敬畏。大自然為它的創造者歌唱。
第三端要求我們看到天主在祂的恩惠中工作。依納爵在這裡的語言不僅是比喻性的。如果創造是在聖言中並通過聖言發生的（參見若1:3；哥1:16-17），那麽當基督把一切都聚集在自己身上並將其提交給天父時，創造也將發生，以至「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格前15:28）。德日進所說的「天主的緩慢工作」[11]就發生在這個進化過程中。伊利亞·德利奧（Ilia Delio）看到的是天主「神聖的、持續的創造、救贖和聖化整個宇宙的行動」[12]。我們可以想象，天主的創造工作是如何在生命的能量中變得日漸明顯，這種能量不斷擴展，克服種種障礙，迸發出無數的類型和品種。
在第四端中，我們被要求反思天主的所有恩惠是如何從上降下的，我們有限的力量是如何來自天主無限的至高權力。生命絕不能淪為單純的化學作用或神經反應。人不只是一台不具備精神和道德參照的機器，而是由與生俱來的控制個人行為的模式和生物化學規律組成。智能不只是反射和算法。多瑪斯·阿奎那將其描述為對天主的非創造之光的參與。正義、善良、憐憫、仁慈和愛的恩惠只是在神性中對其自身完美性的有限反映。有多少次，我們會被一張孩童的臉龐、一個人的身體、一個自然景象或一件藝術品的美所震撼。無論是作為比喻還是從字面意義上，我們都已經認識到至高的善良和仁慈，正義戰勝邪惡，以及賦予生命的愛的時刻。
因此，讓我們感謝主，並誦念獻己誦：「主，請禰收納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記憶、我的理智，和我的整個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禰所賞賜的；我願完全奉還給禰，任憑禰隨意安排。只將禰的聖愛，和禰的聖寵，賞賜給我，我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神操》 234）。
結語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竭力提供一些建議，旨在拓寬操練神操者的想象力，以提供更好的陪伴。由於他們中許多人的世俗文化背景不僅塑造了其宗教想象力，而且並不總是積極的，許多人對信仰和教會的教義的了解只是留於膚淺。
與此同時，今天我們自己對神操靈修的理解也與前幾代人不同。在不偏離支持神操和標記操練的聖經記述的前提下，我們需要反思適當的方式來發展操練者的想象力，以加深他們的理解。
1. 參閱C. Taylor, L’ età secolare, Milano, Feltrinelli, 2009, 106.
2. 參閱同上，346。宗教歸屬的急劇下降並不完全是一個西方現象。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在2018年發表的一份報告表明，年輕人比其他年齡組更傾向於無宗教信仰的現象不僅在歐洲和北美，而且在19個拉丁美洲國家中的14個國家出現，包括墨西哥。這一趨勢在中東、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太明顯，但韓國、澳大利亞和日本是在宗教實踐方面顯示出年輕人與其父母之間存在最大差距的國家（Pew Research Center, «In U.S.,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Continues at Rapid Pace», settembre 2019）。
3. 參閱同上，635-640。有些人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後世俗時代」，這將同時考驗絕對化的科學觀以及信仰與理性共存和相互學習的必要性。這一概念一般被歸功於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無論如何，大眾和政治文化至今仍具有明顯的世俗化特征。
4. 參閱Pew Research Center, «In U.S.,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Continues at Rapid Pace», settembre 2019.
5. 參閱Cara, Going, Going, Gone! The Dynamics of Disaffiliation in Young Catholics, Winona, MN, Saint Mary’s Press, 2017, 13-24.
6. 倪勝民神父在Heverlee的思考，視頻；全文見F. Brennan (ed.), Shaping the Future: Networking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for a Globalizing World: Report of the Mexico Conference, Association of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prile 2010, 7-21.
7. 信息過載不一定是一種祝福。正如 倪勝民神父所觀察到的，它並無益於內在性或反思。社交媒體令人癡迷，而且往往含有自戀情節。我們變得執迷不悟，社群歸屬感日漸淡泊。年輕人在Instagram上貼滿了數百張自己的照片，在TikTok上無休止地曝光自己。因為公眾訪問輕而易舉，現在每個人都大可耀武揚威。我們受到圖像及個人意見的轟擊；各種聲明無需通過任何檢查。很少有人再花費時間去閱讀報紙或雜志上的文章，人們的認識莫過反映個人觀點的台詞。
8. 參閱J. W. O’Malley – T. W. O’Brien, «The Twentieth-Century Construction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A Sketch», i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52 (2020/3) 18.
9. A. Spadar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13 III 449-477; cfr Commissione teologica internazionale, Il «sensus fidei» nella vita della Chiesa, 2014.
10. 參閱F. Jabr, «The Social Life of Forests»,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6 dicembre 2020, 34.
11. 摘自德日進的祈禱文，Paziente fiducia。
12. I. Delio, Christ in Evolut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8, 132.
本文轉載自《公教文明》，202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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