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甘弟大以及其他——17世紀的中國婦女和耶穌會士
關鍵字：
徐甘弟大、中華文化、本地化、女性基督徒、明朝皇宮、柏應理神父、徐光啟、濟貧、善會
許多人都對16至18世紀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有所耳聞，他們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利瑪竇。利氏之被載入史冊，是由於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主角；而於教會而言，也是因為他是以「本地化」形式向中國傳教的典範。總體而言，「本地化」是指向在文化上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民族宣講福音。然而，利瑪竇僅僅是一位先驅，繼其後還有無數其他傑出人物，他們的貢獻主要體現於科學技術（天文學、數學、水力學、鑄炮……）、文化（翻譯儒家經典作品……）、藝術（繪畫、建築……）等方面，以至於有人質疑耶穌會的主要任務究竟是文化交流還是傳播福音。
因此，需要強調的是，推動傳教士的內在動力是宣講福音以及福音啟示下的基督徒生活的新意。本文將著重關注其傳教活動中鮮為人知的一個方面及其所得到的回答：那些成為基督徒的中國婦女[1]。
初期中的洗禮、告解及加入團體生活
當時，中國社會中的女子必須對父母、丈夫和親戚百依百順，在其管制下度過極度封閉式的生活。因此，傳教士與她們的直接聯系實際上不僅不可能，而且反而需要回避，以免遭受拒絕和引起猜忌。更重要的是，耶穌會士們很快便放棄僧侶穿戴及其生活方式，以士人生活方式取而代之。與此同時，民間女子可與僧人有所交往，但出身於高門的女子卻倍受嚴格的社會管制[2]。
經過多次努力，羅明堅（Ruggieri）和利瑪竇（Ricci）神父得以在南方肇慶建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第一個住所並在那裡居住了六年。此間，從他們那裡領洗的人數總共不過七、八十人（不包括受洗的夭折兒童），但在最後一年，即1589年，「最後一次領洗的人數總共十八個，其中包括一些受敬重的年長婦人，她們在家庭中寄予基督信仰以極大信任和支持」（FR I, 261）[3]。這便是第一批加入教會的中國婦女！當然，她們身為士子的夫人或母親，而這些士子則均屬已經領洗亦或與兩位傳教士交往甚密的人。兩位傳教士無法以任何直接方式而只能通過第三方向她們傳教（同上，第2頁）。後來，在別處，這也成為接近婦女並使其能夠受洗的慣常方式。
1600年，在南京，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神父得以為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授洗，其中首先是一位有權威的長者，取聖名為保祿，「隨後入教的是他的小兒子馬蒂諾以及他的幾個侄子，這全家男女老少及其親屬是南京最早也是最優秀的基督徒」（FR II, 93 f）。後來，馬蒂諾在他的軍事生涯中身居要職，並於1604年在北京中舉。此外，在南京還有其他一些婦女經羅儒望神父（p. João da Rocha）授洗奉教（FR II, 254, no. 6）。
1601年似乎是一個轉折點, 由活躍於韶州的龍華民神父（p. Nicolò Longobardo）推動而促成。此前，鑒於當時婦女足不出戶的情況，傳教士們已不再討論對她們授洗的問題，反倒是新入教者自己堅持要給他們的妻子授洗。因此，龍華民致函利瑪竇及其他神父，並征得他們的一致讚同。「經驗本身最終證明，吾主並未排除她們與祂相識的機遇。恰恰相反，她們帶來的成果如此顯著，以至其中不少人甚至比男子做得還要出色」（FR II, 203）。
一段精彩的文字這樣描述了一位決定領洗的官吏的經歷：「他的母親和祖母在他之前領了洗，而他本人那時已然處於望教和慕道期間。在聆聽教義之後，他就會前往她們那裡照樣再講給兩位長輩；就這樣，他們慢慢地完成了很好的慕道學習。兩位女子在聖亞納慶日領了洗，她們的兩個兒子也都在場。神父對她們進行了必要的指導和提問，發現她們接受了很好的慕道準備。那位母親取聖名瑪麗亞，祖母取聖名亞納」（FR II, 204 f）。這個故事繼續敘述了那位官吏的領洗禮以及這些婦女的信仰熱忱和榜樣。應該指出的是，她們也喜歡與成為基督徒的其他社會地位較低的婦女以至農家女子聚會，並且待她們「親如姐妹」，那些場景宛若「奇跡」。
1601年的「年度信函」 –即耶穌會士寫給羅馬的報告–講述了對婦女施洗的過程。在一個家庭成員吩咐完畢之後，「即在他們家裡的一個大堂內立起一個祭壇，上面供有救主畫像，並設有蠟燭和奉香。眾位親朋好友會蜂擁而至，隨後到來的是傳教士。傳教士會在她們的丈夫和親戚面前向這些婦女提出關於基督信理的問題–她們必須從頭到尾熟記所有的教義–並詢問基督信仰的主要奧秘。這些婦女在她們居住的內室中回答問題，並不因在外國人面前露面並接受詢問這一中國女性世界的新景觀而大驚小怪。洗禮儀式在 考問結束後舉行；其後，神父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向每個新教友贈送一頂頭冠、一個十字架（veronica，耶穌的真實相貌）和一副聖像」（FR II, 204, no.4）。
另一個有關洗禮的趣聞發生在南昌，當時在那裡傳教的是李瑪諾神父（p. Emanuel Diaz Senior）。1604年底，一位皇家宗室以若瑟為聖名接受了洗禮。緊接著，他的三個近親也在主顯節以東方三賢士的名字為聖名接受了洗禮。此後，年邁的母親也想放棄她一度篤信的異教而接受慕道。對此，利瑪竇神父敘述道：「我們的人安排在她家裡進行慕道。另外，由於在中國大家閨秀足不出戶，她並不必外出，而只是隔著一扇門簾在屋裡聽道，並在不露面的情況下作答」。在她受洗的當天，一個驚喜出現了！隨同這位老婦人的還有另外一些婦女，她們在不拋頭露面的情況下一起聽完了整個慕道課程！「六個慕道者出來了，她們和她一起聽到了所有的講道。對於向其提出的問題，她們也都很好地一一作答。於是，她們一同接受了敷油及其他所有洗禮儀式，眾人亦為此歡欣備至。隨後，他們還在一個準備好的精美小堂裡舉行了彌撒」（FR II, 338）。德禮賢神父）（P.D’Elia）指出，利瑪竇堅持進行所有的浸洗禮（「敷油」），「以彰顯基督信仰取勝於中國古代婦女過度的封閉」（同上，第8頁）。事實上，傳教士們被迫面對的一個問題是與婦女進行身體接觸的巨大阻力：無論是浸洗禮，還是「終傅聖事」（在這種情況下，照常規亦需進行腳上傅油，但這無疑將引起極度不安，耶穌會士們遂未予以落實）。
此外，個人告解悔罪的做法也逐漸傳播開來，並通過皈依的丈夫傳向婦女。我們從利瑪竇那裡得到了第一個確鑿證據–至少是在身為貴門女子的情況下–他所談及的是一位1602年於北京領洗的士子，在接受關於七件聖事的教導之後，「他希望立即領受告解聖事，且以不同尋常的精神作了告解，一邊為自己的罪孽黯然淚下。有了他的榜樣，許多其他人也開始領受告解聖事，特別是他的兒子和其他家人，以至他的妻子：這似乎非常難辦，因為這片土地上的婦女足不出戶，而這位基督善徒卻為這項神聖的工作開辟了道路」（FR II, 309 f）。大約在同一時期，龍華民神父(p. Longobardo) 也開始在韶州為婦女舉行告解聖事（參見FR II, 326）。一個女人不僅在與一個男子單獨交談，而且這個男子甚至是一個洋人，這的確可謂前所未聞的膽大妄為。即便是後來，為了施行告解，神父們也會被引入一個用簾子隔開的房間，在根本無法看到對方的情況下與女子交談，同時，在房間另一處——聽不到告解談話的地方——總會有一個在場的第三者。
不過，也有一些情況和處所，盡管需要適當的謹慎，但與婦女的傳教關系可以在不甚苛刻的限制形式下進行。相對於城市而言，這種情況更多地發生於鄉村及大眾階層，特別是在中國北方。費奇規神父（p. Caspar Ferreira）的一段生動描述暗示了這一點。1607年，他訪問了北京周邊的一些村莊，而在此兩年之前，龐迪我神父（p. Diego Pantoja）業已前往那裡廣傳福音[4]。因此，費奇規寫道，當他走近其中一個村莊時，「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小孩子如此歡天喜地地出來迎接我們，就好像他們都已是基督徒」。他被招待於一個大席棚下，「以滿足那些希望聽他講道的人」。「在這裡，來見我們的人各式各樣，甚至有一群婦女，隨同一位被尊為首領的女子，她們在其率領下一同聆聽講道及教義講解，並在救世主的畫像前焚燒經其負責收集的偶像。這位女子表現出無與倫比的熱忱和投入」。費奇規繼續寫道，在村裡逗留期間，「我向年長及已婚婦女傳授教義和禱文，而我的弟兄負責男子，一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孩子負責未婚女子」。在其他信息中，費奇規談到一位年輕的女基督徒：入京探訪獄中丈夫的她得到一位熟人的招待，此間，那家人每晚都在神像前一起禱告。這位年輕女子解釋說自己不應加入這種崇拜，但她堅定不移地大談其基督信仰，「以至有九家人要來聽我們講道並接受洗禮」。
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些批評。例如：「有些人指責說，與我們會面既已觸犯中國習俗，勿談與婦女交談，以及為她們施洗時為其塗面（暗指傅油）；然而，無論是通過這些誹謗，還是借著玩笑和威脅，他們都未能最終得逞」。費奇規神父還組織了一些善會，包括一個婦女善會。因此，上述堪稱一個結構良好、團結一致的團體：「當我離開時，大家均前來送行，不分男女，就好像我們之間已經有一種舊日相識所固有的情誼」。總而言之，從傳教初期伊始，向中國婦女傳福音並使她們加入基督信仰團體生活的道路便已敞開，而她們本身也不失良機地表現出其熱忱、奉獻、使徒精神、主動性以至領導力。
明朝皇宮中的女性基督徒
在當時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不僅要在士人和政府官要中進行福傳，而且要努力靠攏皇上，努力贏取龍恩以及允許基督信仰宣教的禦準，甚至他本人的皈依。
利瑪竇曾向皇帝呈獻許多珍貴禮物，卻未嘗蒙召見。龐迪我神父是比利瑪竇年輕的出色夥伴，他因教授一種為人所愛的樂器（即manicordio，一種羽管鍵琴）、為獻給皇帝的鐘表上弦並負責維修而得以進宮，從而對宮廷環境日漸熟悉。然而，在1618年「南京教難」之後，他被逐至澳門，必須重新建立聯系。由此，於1623年進京的德國籍神父湯若望（p. Adam Schall von Bell）成為主角，他受朝廷重臣徐光啟—被基督徒譽為 「保祿博士」—引薦，加入重要的「歷法改革」計劃，耶穌會士的科學、數學和天文技能在此計劃中顯示了其決定性作用。湯若望不僅是一位聲譽日隆的傑出科學家，也是一位有勇氣的人，一位能幹的使徒[5]。他開始探索將基督信仰帶入皇宮的可行辦法，那裡的太監多達數千（據傳聞甚至可達一萬……），除了極個別的例外，大多被傳教士們視為道德不佳以至貪腐者。
然而，宮中也有許多女子（據說約有2000人），其中有專門服侍皇帝、皇後及皇太後的女官及宮女，但不能將她們與內宮妃嬪相混淆。經過甄選，其中最出色的會被指派為皇帝的貼身宮女，她們與皇帝接近的程度遠超過太監。巴托利（Bartoli）詳細地解釋了這些宮女的等級：「她們主要分為三個品級，第一品是最尊貴的女官，她們最貼近皇帝，掌管宮中大事；品級最高的女官有12人，她們能說會道，善文墨，通曉向皇帝呈報所用的官話」[6]。這些女官終日輪流侍候於皇帝寢宮之外，從太監那裡接受需要處理的奏折，在讀罷折子後向皇帝稟報其中的內容，並將經禦批後的折子再送還太監。第二品宮女有40「她們負責照料皇帝的起居，主管服飾、文書、筆墨以及所有皇帝所觸及或所要求的禦用品」。第三品女官共30人，「她們為皇帝備膳、擺宴，侍候用膳，而且為其左右護駕；除此之外，她們還為皇帝清掃、整理寢室，掌管殿內的器物擺件」。 這頭三等宮女是宮內僅次於妃嬪的人物，也享受太監和丫鬟的服侍。然後，還有侍候眾妃嬪的宮女，她們所形成的是一個更龐大的第四品級。
除了宮裡的太監，沒有人可以和這些宮女搭訕。經過長期努力，湯若望神父終於在1635年結識了一位姓王的太監，時值明朝末位皇帝崇禎年間。王氏是一個罕見的德才兼備之士，他皈依了基督信仰，並以聖名若瑟受洗。基督信仰通過他在宮廷女官中得以傳播。他按照湯若望的指教對這些女官進行慕道，直到最終為其施洗。1637年期間，基督徒女官已多達18位，包括三位聖名為亞加大（Agata）、海倫娜Elena）和依撒伯爾（Isabella）的一品女官，一位取聖名路濟亞（Lucia）的二品女官，四位三品女官，八位四品女官，以及另外兩位由於年長而出宮的前一品女官。很快，他們又取得了更大的進展：基督徒女官於1639年已經發展到40人，並於次年達到了50人！借助於王若瑟的周轉，湯若望神父以書面形式對她們進行靈修指導；她們定期舉行祈禱聚會；耶穌會會長任命其中的一位為該團體的「負責人」。不過，她們因為不能與外人接觸而無法領受聖體。
湯若望的回憶錄和耶穌會的其他史料記載了一些關於這個團體的奇聞趣事（諸如：虛榮心及炫目珠寶對她們的誘惑以及其他女官對她們的指正，蒙受冤屈以及對司禦膳時打翻碗碟的恐懼，一位後來皈依的異教徒女官的嫉妒心理及其種種惡事，等等）[7]。誠然，這些並不掩飾其信仰的女官，彼此敬重、慈善謙卑, 她們的善德美行贏得了皇帝的讚賞。湯若望神父得以向皇帝呈獻的一部精美基督生平畫像和一尊珍貴的東方三賢士蠟像，這些聖像受到宮裡人的敬拜，他希望皇上身邊這些基督信仰的善表和基督徒生活氛圍最終能使皇帝奉教……然而，一切均悲劇式地戛然而止。
1644年，明朝統治長期的衰落被推向極點。當滿族人橫掃中國北部並逼近京城時，北京落入起義軍將領李自成手中。崇禎皇帝見大勢已去，自縊身亡，皇後及皇太子亦隨之而去。經過短暫的平息，北京城在此間一片混亂，到處刀光劍影。滿族人奪取了政權，創立了大清新皇朝。湯若望神父是唯一一個以巨大勇氣留守京都的耶穌會士，他試圖保衛基督信仰團體和接納了許多難民的耶穌會館。在那可怕的數周內，他特別關注保護婦女免遭暴力，說服她們不要像許多走投無路的人那樣，為逃避強奸的恥辱而自盡。實際上，他的確成功地保護了數十名女子[8]。
宮女們在逃離皇宮的過程中被打散了。如果幸運的話，有些人能夠重歸家園，成婚生子，不過也有人會繼續度處女生活。湯若望講述了海倫娜（Elena）的例子：這位被公認為美麗絕倫的一品女官，被許配給一位滿人為妾，在被帶往新郎家的途中從橋上跳了下去。雖然被救，但摔斷了一條腿，卻也重獲自由。此後，她與湯若望神父保持著靈修聯系，並向他講述了皇宮內的往事以及皇帝本人關於宗教信仰的問題。
高瞻遠矚的湯若望留在了北京，並借著自己的真才實學迅速得到了滿人的青睞，尤其是攝政王及年少新皇帝的喜愛。因此，在明清交替的動蕩時期，他為天主教傳教士贏得了一如既往的皇帝恩寵，可謂功不可沒。
然而，與此同時，其他耶穌會士–特別是畢方濟（Sambiasi）、瞿紗微（Koffler）、卜彌格（Boym）等神父—則繼續與堅守在中國南方地區的南明分派保持密切聯系。在這裡，我們也發現了在一位身居要職的基督徒太監的協助下選擇奉教的宮廷婦女，只是，事情的結局在這裡也同樣糟糕。1648年，在明朝最後一位被推上皇位的永歷「皇帝」的後宮（宮廷？）裡，五位最尊貴的皇家女子接受了洗禮，其中包括永歷帝的皇後亞納（Anna）及皇太後海倫娜（Elena）。在她們受洗的幾天後，永歷的一個太子誕生了，瞿紗微神父在其父答應太子日後受基督信仰教育後同意為他施洗，即使永歷帝對此並非心悅誠服。此太子得聖名康斯坦丁（Costantino），以示對一位未來基督徒皇帝的祝福！1650年，皇後海倫娜（Elena）分別向教宗英諾森十世及耶穌會總會長致函，肯求為保護大明王朝祈禱，並援助在中國的傳教工作。這兩封信函被委托於卜彌格神父，請他帶往羅馬轉交。這些信件在歷盡周折後終於被送到，而教宗那封寫在黃色絲綢上的回信，卻仍被作為珍貴文物保存於梵蒂岡檔案中：這封來自羅馬的回信始終未能到達目的地。最後，在1662年，當滿族人將其領地擴展到整個中國大地並從此而結束了長期戰爭之時，永歷帝及族中男子被殺戮殆盡，康斯坦丁也不知去向。眾後妃及其侍女則被押往北京，被終生關入一所陋宅，不可與外人接觸。據耶穌會士方面聲稱，真正的信德及真誠的慈悲為她們這種漫長的囚徒生活帶來了慰籍[9]。
欽封「淑女」甘弟大
然而，即便明朝宮女的滄桑最終並未能為人生增輝添彩，但一些傑出的女性人物卻出現於基督徒團體之中。盡管不乏外部的壓力以及動蕩的環境，以至傳教士之間的內部張力，但在有利的家庭和社會條件下，她們成為一個充滿活力並處於蓬勃發展中的教會的真正柱石[10]。其中最著名的無疑非甘弟大（Candida）莫屬，其名聲甚至通過她的一位「靈修導師」傳至歐洲。這位神父便是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他是以中國傳教工作檢察官的身份於1681年被派往羅馬，並出版了一本關於甘弟大一生的好書。這本書至今仍是關於我們的女英雄的主要資料，也賦予本文以創作靈感[11]。
甘弟大是雅各伯四男四女總共八個孩子中的一個。雅各伯是徐光啟的獨生子，徐光啟於1603年成為基督徒，並成為利瑪竇神父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弟子及好友[12]。雖然祖父擔心斷後，但出於對天主安排的信賴，他接受了基督信仰的規定——除了正房不得納妾[13]，並帶領全家人接受基督信仰，而且在耶穌會士的幫助下建立起上海的基督信仰團體。他始終是侄女的信仰、知識和道德燈塔。
甘弟大於1607年出生在上海附近的松江。之所以擇此為其聖名，是因為在她領洗的那一天，瞻禮單上所紀念的殉道者是一位名叫甘弟大的聖徒[14]。關於其青年時期並無詳實記載，無非是談及她極為善良虔誠的為人而已：這對於一個虔誠的皈依者家庭可謂自然而然的事情。她在14歲時喪母，16歲時嫁與一位富有顯赫的外教人。出於為傳播基督信仰提供幫助的期望，年輕的基督徒當時可以與異教徒聯姻，條件是新娘還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她的婚禮上，根據中國的傳統習俗，甘弟大與其家人實際上一起被免除了「敬拜」傳統「偶像」的規定，而是在沒有司鐸在場的情況下於救世主畫像前進行了瞻禮。在隨後的14年中，甘弟大為她的丈夫生育了8個孩子。最終，她丈夫也在臨終前皈依了基督信仰。甘弟大在30歲時開始守寡。
據柏應理所言，這於是成為一個改弦易張的轉折點。這位早先已多次指出中國婦女不擁有絲毫自由的耶穌會士毫不含糊地表示，「在婚姻方面，守寡於中國婦女而言是一種自由的狀態」。 對甘弟大來說，第二次婚姻完全不在她的考慮之中，因為「丈夫辭世之後，她已成為可以自己做主的自由人，其唯一希望是作天主子民」（HD 14s）。在這種新處境中，甘弟大以非常活躍的方式度過了另一段長達40年的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位負責任的母親，甘弟大將繼續照料自己的子女，其中尤其是巴西略：這個孩子雖使她煞費心機，但後來在事業上頗有建樹，並且始終對她感情很深。此外，她繼續妥善管理人口眾多的家庭；但由於不再處於一種隸屬的狀態，她在日後采取了許多措施，並為促進基督信仰團體的生存和發展而與傳教士開展緊密合作。在柏應理神父所敘述的無數善行美德中，本文只能在此回顧其中的寥寥幾個。
作為名門閨秀，依照中國當時的習俗，甘弟大也是一位刺繡高手。她與自己的眾位姐妹、女兒和女傭一起以繡活積攢了不少收入，「根據福音的勸導，她暗中將這些錢用以援助傳教士、窮困者、建造大小教堂以及作為新基督徒的慈善事業之一切所需」（HD 24）。 為了這些工作，甘弟大並未挪用理應成為其子女遺產的家庭資產，而只是使用了她的個人勞動成果，她深信自己可以問心無愧地將這些成果自由地投入於慈善事業，並為此而引以為榮。
在1647年至1665年的20年間，得到甘弟大精神層面的合作及具體支持最多的莫過於巴勒莫（Palermo）人潘國光神父（p. Francesco Brancati），他是上海及周邊地區基督信仰團體中的一位偉大使徒。甘弟大這樣做乃是步其家父芳蹤，他同樣也是一位優秀的基督徒。在這個地區，潘國光神父建起了多達90座的教堂以及45個祈禱所。甘弟大在捐獻和禮儀用品等方面給予合作。此外，潘國光還組織了不同類型的「第三會（Congregazioni）」，其中主要包括三個：其一是「受難會」，於每周五進行關於慈善和悔過的操練，男子在教堂聚會時，而婦女則在家裡做熱心神工；其二是「聖依納爵會」，為知書達理的男子能夠在禮拜日到傳教士無法前往的教堂講道做準備；其三是「聖方濟各會」，由教理講授員向兒童傳授教理。甘弟大「好比這些第三會的母親」，向其提供由她自己出資印刷的書籍和畫像，以及獎品、禮物和有助於各第三會生活及活動的各項所需（HD 37）。
甘弟大對婦女福傳工作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正如其祖父徐光啟曾經鼓勵和勸服利瑪竇及早期耶穌會士翻譯並出版有關西方科學文化的書籍，以協助他們進入中國儒士階層；甘弟大也向傳教士明確表示，為了讓無法涉足教堂的婦女入教，他們必須用中文編寫信仰類書籍。耶穌會士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柏應理提及耶穌會士到那時為止出版了126部信仰類和宗教類作品–而甘弟大則不遺余力地致力於分發工作，並將它們贈與所有她能接觸到的婦女。此外，她堅決主張應該設立一個專門為婦女服務的教堂，以便她們在指定的時間內一同前往，參加除神父及輔祭以外無任何其他男子在場的彌撒聖祭；此外，神父還可以在那裡講道，盡管需要他們面向祭壇而背向在場的婦女。
由於嬰兒死亡率極高，甘弟大致力於教授基督徒助產士如何為瀕臨死亡危險的嬰兒授洗。許多嬰兒被無法撫養他們的父母遺棄，其中尤其是女嬰。甘弟大說服她當時已是有錢有勢的兒子巴西略，讓他騰出一所大房子來安置這些為數眾多的孩子。當然，她還必須找來許多乳娘給他們喂奶，然後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撫養和教育。對於那些未能成活的孩子，甘弟大還在專門安排的一個墓地給與他們有尊嚴的安葬，並在墓地上題寫了：Charitas omnia sustinet（「慈善關護每一個人」）的字樣。在這些令人敬慕的慈善事業中，許多非基督徒以自己的奉獻與以合作。
甘弟大的使徒創造力是獨一無二的。她甚至與那些遊蕩於擁擠的街道上，以算命和「給人帶來好運」為生的盲人打交道；她把他們聚集於一處，不僅向他們提供生活所需，而且還在信仰上給與指導，以至他們會誦念著「關於信仰的條文斷句」返回街頭，向「圍觀他們講話的眾人」傳授「信理」（HD 76f）。
當柏應理神父受派前往歐洲時，甘弟大希望表達她對教會合一的深切感受以及對通過傳教士而獲得信仰的由衷感激。因此，她通過（柏應理）神父為羅馬的耶穌會教堂送去珍貴的禮物，但最為重要的是，她協助收集了大量耶穌會傳教士用中文撰寫的書籍並帶給教宗，其中包括宗教和科學方面的文獻共400多本，其中300多本經過核實，構成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第一批為數可觀的中文書籍[15]。對教宗來說，了解中國教會的活力及信仰和文化的豐富性至關重要，以便繼續通過祈禱和派遣新的傳教士給予支持。中國教會有中文的彌撒書、禮儀書、日課經文及神學和神修教科書，因此，擁有本地神職人員並用中文舉行禮儀已然是水到渠成之際。一位從傳統枷鎖中解脫出來的基督徒婦女，支援耶穌會傳教士的修會代表（Procuratore），將這一信息、這些期望、這些要求帶往羅馬。
可能是由於其子巴西略的地位，這位偉大女性的善德名傳北京宮廷。皇帝因此特賞甘弟大鑲銀錦袍一件、珠寶鳳冠一頂，欽封她為「淑女」。雖然不喜財富，但出於對皇帝的敬重，甘弟大在壽日當天穿上了這不同一般的禦賜錦袍、鳳冠。無論是在柏應理神父所著甘弟大傳略的扉頁上，還是在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16]中的一幅著名板畫中，甘弟大均以衣著這套華麗服飾的形象出現。當然，這不是她的日常服飾，據說，她賣掉了許多珍貴的銀飾，以充善款。盡管如此，中國人仍然熱衷於她的這一形象：這有力地證明，甘弟大的美德及其在慈善事業上的孜孜不倦不僅在基督信仰界，而且在中國社會為她贏得了敬仰。倘若說她的曾祖父保祿博士以實際行動表明，基督信仰可以激勵人畢生獻身於科學、知識、服務於國家，並立志肩負重任，那麽她的孫女甘弟大則以切身表現說明，基督信仰可以激勵一個中國婦女的承諾和責任，使她成為所有同胞的榜樣，給他們以啟示。
1680年10月24日，甘弟大在松江安息主懷，陪同她的有親人及在上海附近傳教的埃馬努埃萊·洛雷菲斯（p. Emanuele Lorefice）神父，他們一起祈禱，神父為她施行了聖事。根據當時的習慣，她在銀質十字架上鑄下了她的信仰宣言：「我相信、我盼望、我愛慕三位一體的天主，賴耶穌的至聖之功，我堅信並熱切盼望我的罪得蒙赦免，我的身體得蒙覆活，以獲享永生」( 這是根據意大利文翻譯而來的中文白話文，碑文原文恕無以考證——譯者按)。耶穌會總會長獲悉後，命令在會每位神父遵照對修會最大恩人的慣例，為她獻祭三台。柏應理神父在傳記的結語中指出：「松江所有人皆視這位女子為聖人」（HD 146）[17]。我等亦然。
1. 這篇文章的主要依據是當初那些耶穌會傳教士之親筆所作。為此，它們是來自「一方之見」的故事，應通過其他資料加以深化和補充。然而，我們所引用是可信的證詞。 ↑
2. 柏應理神父（P. Philippe Couplet）如此觀察道：「的確，如果最先進入這個帝國傳播福音的神父們繼續以僧侶的穿戴出現，他們會更容易與婦女接觸，因為她們可以自由地與這些崇拜偶像的僧侶交談、前往他們的寺廟裡祈禱；但這些早期傳教士做出了一個明智的判斷：於宗教而言，與其和那些即使在沒有探訪及交談的情況下也能通過閱讀書籍或在其夫君指導下了解我們的奧秘的人打交道，不如與法官、儒生及當家人交涉更為重要」（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 Paris, Michallet, 1688, 8）。 ↑
3. 我們將多次以《利氏史料集》（Fonti Ricciane，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為參考印證，此書在本文中的縮寫為FR。這部史料集包括利瑪竇所著《耶穌會及基督信仰傳入中國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ristianità nella Cina），分三卷出版並附有德禮賢（Pasquale D’Elia）神父甚為可觀的注釋。 ↑
4. 利瑪竇在1607年10月18日致總會長阿誇維瓦（Acquaviva）神父的《年度報告》中轉述了費奇規（Ferreira）的報告，參見M. Ricci, Lettere, a cura di F. D’Arelli, Macerata, Quodlibet, 2001, 447-451。 ↑
5. 參考傳記為：A. Vä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Köln, Bachem, 1933. ↑
6. D. Bartoli, La Cina, IV, cap. 209. La famosa opera di Bartoli ha avuto molte edizioni: ad esempio, Torino, Marietti, 1825. ↑
7. 關於這些事件的主要資料來源是湯若望神父的回憶錄手稿，題為Historia o Historica relatio (del 1660-61)，其拉丁文本發表於H. Bernard (ed.), Lettres et Mémoires d’Adam Schall S.J., Tientsin, Hautes Études, 1942，附有耶穌會神父Paul Bornet的法文譯本。關於宮中女子的逼真敘述請見第44-64頁。另見A. Vä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cit., 122-124. ↑
8. 湯若望是一個不同反響的人物。此前，他曾喬裝成一個送炭人潛入基督徒將軍孫元化的牢房，設法在他被處決前為其施行臨終聖事。孫氏被判處死乃因其部隊反叛之罪。在北京戰亂期間，湯若望曾揮舞著一把嚇人的日本刀把守門戶，以震懾居心不良者… ↑
9. 關於明末的這些事件，參見F. Bortone, I Gesuiti alla corte di Pechino (1601-1813), Roma, Desclée & C., 1969, 62-64 。此外，另一本書也談到被囚禁於北京城的皇家女子令人同情的生活：Ph. Couplet, Histoire d’une dame…, cit., 105 s. ↑
10. 衛匡國所記載的下述中國基督徒人數出自他的報告《Brevis relatio de numero et qualitate christianorum apus Sinas》（1654年）：1627年，13000人；1636年，40000人；1640年，60-70000人；1651年，150000人。 ↑
11. 據說柏應理起草了第一篇關於甘弟大生平的拉丁文手寫原稿，但的確也出現了其他幾種語言的印刷版本，其中首先是文中所提到的法文版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chinoise, Paris, Michallet, 1688（我們將在本文正文中引用該版本，並注明縮寫HD及頁碼）；隨後是1691年在馬德里以及1690和1694年在安特衛普（Anversa）問世的版本。耶穌會士C.G. Rosignoli也出版了一部意大利語版本，將甘弟大及其祖父的傳記收錄於同一卷中：Vite e virtù di D. Paolo Siu Colao della Cina e di D. Candida Hiu, Gran dama cinese, Milano, Malatesta, 1700。 ↑
12. 關於保祿博士，請參見：費德里克•隆巴爾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徐光啟 —— 憂國憂民的愛國者，偉大的中國天主教徒》，鏈接https://www.gjwm.org/2021/08/23/xu-guangqi-un-grande-cinese-cattolico-al-servizio-del-suo-popolo-e-del-suo-paese/。 ↑
13. 傳教士們非常嚴格地要求一夫一妻制，並以拒絕納妾作為領洗的條件。龐迪我神父相信，中國婦女會意識到這是對婦女尊嚴的堅決肯定，會使她們對基督信仰產生好感。他在其名著《七克》（克服七罪宗）中對此進行了詳細討論，其中第三章的主題是色欲。 ↑
14. 中國女子不同於男性，她們（有時可能——譯者按）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是隨父姓並在其後加上她本人的排行。然而，基督徒婦女卻可以其聖名為榮，使她們感到自己在繼承這些名字所紀念的殉道者及聖人的信仰。 ↑
15. 參見C. Yu Dong, «Chinese language books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A Study on the Chinese missionary books brought by Philippe Couplet from China», in Miscellanea Bibliothecae Apostolicae Vaticanae, vol. VIII,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01, 507-554。從這些書目中不難看出為滋養信仰及宗教教育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其中的幾本圖書為潘國光神父所著，另有一本（羅Rho神父所著）被編為Centum selecta monita Sanctae Matris Theresiae（亞維拉的大德蘭與聖依納爵及聖方濟·沙勿略同於1622年被封聖）。這或許是關注婦女靈性生活的一個具體標志？ ↑
16. J. B.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Paris, Le Mercier, 1735, 4 voll. ↑
17. 我們未能獲得任何有關甘地大墓葬的最新可靠信息。然而，據徐Censien神父（聖名西滿，徐氏後裔）報道，似乎在1937年3月24-25日在松江附近發現並打開了她的兒子巴希略的棺墓。此外，在其旁還有另一個棺墓，墓主是一位身著上述錦袍的女性。上海《聖教雜志》1937年第5期報道了這一事實。參見F. Bortone, I Gesuiti alla corte di Pechino (1601-1813), cit., 95. ↑
本文轉載自《公教文明》，2023年10月23日。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