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51期 －津巴布韋，萊辛曾為你心碎 (茉莉)
津巴布韋，萊辛曾為你心碎
茉莉
對於真正的文學英雄，不管什麽獎項都無足輕重。2007年，八十八歲的英國作家 多麗絲.萊辛 （Doris Lessing） 外出購物回來，發現自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家門口就像拍電影外景一樣熱鬧，已令年老力衰的萊辛不堪其擾，她更不願辛苦前來斯德哥爾摩領獎了。
不過，為表示對瑞典文學院的尊重，萊辛還是在12月7日之前，把一篇長長的獲獎演說辭送來了。
筆者在瑞典聽了二十幾年的獲獎演說，有幾年是現場聆聽，因此知道，獲獎者大都要贊頌瑞典，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然後談自己的文學啟蒙、創作所受影響及其文學經驗，或許還發表高超的政治觀點以及對世界的美好展望。即使是倨傲不馴的獲獎人如鮑勃·迪倫，本人不來領獎，卻也在演講稿中大談歌曲與文學之關系，說明自己的歌詞竟然與莎士比亞的劇本有同等的文學價值。 這些俗套，萊辛是半點也沒有。瑞典有句話說：「哪個牙齒痛，舌頭就會去舔那裏。」這位老太太送來的演講稿，沒有感謝沒有自誇，只是嘮嘮叨叨地講故事，一個勁地舔著那個令她幾十年疼痛心碎的牙齒——津巴布韋。
成長於津巴布韋白人殖民家庭的萊辛，年輕時因譴責白人種族主義，被白人政權長期封殺。到穆加貝上臺，萊辛才被允許重回獨立了的津巴布韋，但黑人掌權的國家使她更為焦慮與絕望。這一類諾獎作家被稱為「歐洲白左」，無論意識形態如何，他們不變的本質是反專制與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他們的文學，因此深切感人。
極度貧窮小國對書籍的渴望
萊辛的獲獎演說《遠離諾貝爾獎的人們》，一開始就以充滿了深情的語調，將我們帶到遙遠非洲的那個小國，那是作家度過童年與青年大部分時光的地方。演說中的一段風景描寫，是萊辛難忘的童年記憶：
「我心裏充滿非洲的美好記憶，我不時回想起那裏的情形，一幅幅畫面浮現在眼前。夕陽西下，橘色的、金黃的、紫色的晚霞塗抹在黃昏的天邊。蝴蝶、飛蛾和蜜蜂在喀拉哈裏沙漠芬芳的灌木叢裏飛來飛去。……」
可惜這樣溫馨的回憶太少了。在長篇演講中，萊辛絮絮叨叨所說的多個故事，大都是關於津巴布韋的貧困。那裏貧窮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而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那裏的人們對書籍的強烈渴望。
在獲獎演說裏，萊辛談到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重回津巴布韋的經歷：「我站在門口，遠遠望去，穿過風卷黃沙的雲層，眼光落在一片樹叢中，……。」不只是被糟蹋的大自然令萊辛心疼，在獨立多年的津巴布韋，那裏學校的困境更令萊辛不忍目睹。
萊辛去學校拜訪一位「援助非洲」的英國教師。那教師說，他必須經常把粉筆放在口袋裏，否則就會被偷竊。學校沒有地圖或地球儀，甚至連教科書都沒有，更沒有練習本或圓珠筆。凡是遇到萊辛的津巴布韋人，全都害羞地向她討要書本。其他的學校連粉筆也沒有，教師們用棍子在地上寫字，用石頭在地上的灰堆裏寫寫畫畫，比如「2X2=」之類的算術。一位黑人作家說，他靠讀果醬瓶子上的標簽自學。
從非洲回到英國，萊辛去了倫敦一所非常好的名牌學校演講。津巴布韋風沙塵土中的簡陋學校在她心裏盤旋，她想，那裏的一切對倫敦名校的學生是多麽陌生。在對比了兩個有天壤之別的學校後，萊辛說：她敢肯定，倫敦名校的學生，將來總會有人會得什麽獎的，而諾貝爾獎不會來自津巴布韋，因為寫作有必要的前提，作家不能出自沒有書的房子。
萊辛還告訴我們，在津巴布韋的一個貧困村莊，村民們已經三天沒有吃的了，可他們卻談論圖書，談論如何得到圖書和教育問題。在穆加貝時代的通貨膨脹下，從英國運來的一本好的平裝書，普通津巴布韋人得花幾年的工資。如果有人帶上一箱書去一個村子，會得到一箱感激的淚水。
以女作家擅長的抒情手法，萊辛描寫了一個年輕的黑人婦女。那女人在印度人店裏看到一沓紙張，立即饑渴地閱讀起來，原來那是一本被人撕爛做包裝紙的書——俄國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然後，可憐的女子頂住水罐，一路穿越黃塵跋涉回家，夢見給她孩子提供的教育。
從譴責白人殖民到批判黑人政權
聽萊辛這樣講故事，人們會覺得這只是一個親切仁慈的老太太，在關心非洲窮人的教育。但是且慢，千萬不要把從反殖民反男權的陣營裏沖出來，立誌要創造正義新世界的左派鬥士萊辛，錯看為好心啰嗦的鄰家老太。
在萊辛寫這篇獲獎演說時，今已辭職的獨裁者穆加貝正在臺上威風，整個津巴布韋都在關註這位從那裏走出來的諾獎得主，看她在全世界面前說什麽。鬥士本色不改，萊辛在娓娓道來的故事中，毫不客氣地把津巴布韋人民的貧困歸咎於：「穆加貝的恐怖統治。」
她傷感地寫道：「一九八○年津巴布韋獨立時，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家，真是一窩會歌唱的鳥。他們是在舊稱南羅得西亞，在好得多的白人教會學校裏餵養大的。作家並不是在津巴布韋造就的。在穆加貝的統治之下很難造就作家。」
這位昔日反抗白人種族主義的作家，竟然就懷念白人在殖民地創辦的教會學校來了。筆者記得，南非的曼德拉、津巴布韋當年的遊擊隊領導人、此時的總統穆加貝，都曾在白人的教會學校受過教育。
在抨擊穆加貝殘酷統治的同時，萊辛指出了昔日白人政權在傳播文化上的功績。她說：「有人說，有什麽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但我不認為這句話適合於津巴布韋的真實情況。我們應當記得，這種對於圖書的尊重和饑渴，不是來自穆加貝的政權，而是來自在它之前的那個政權，白人的政權。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對圖書的渴望，從肯尼亞一直到好望角，無處不可以發現。」
年輕時曾參加共產黨又退黨，萊辛當然知道馬克思的一個觀點：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有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破壞了殖民地土著的經濟基礎；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促進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津巴布韋在黑人解放的後殖民時代，從公認的「南部非洲面包籃子」變成悲慘的饑餓之地，這是昔日反殖民的女作家始料未及的。因此，在萊辛晚年的諾獎演講中，她給昔日的白人政權做了一個蒼涼的手勢，作為紀念。
當年左派是唯一有道德力量的人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當年萊辛等歐洲左派反殖民主義就反錯了。殖民主義是一種人壓迫人的不平等制度，過去的歐洲殖民者幾乎不把非洲土著當作人對待，因此，人們希望非洲國家能夠獨立，自立平等地建設自己的國家。
像萊辛這樣生性正直的人，在那個時代幾乎不可能不成為左派。她出身於一個英國殖民官員家庭，父母於1925年來到當時的羅得西亞（津巴布韋），希望能靠種植玉米致富，還希望向落後的非洲轉達「文明價值」。當時白人殖民者高高在上，壟斷著這個地區的經濟命脈。
待萊辛長大後，她發現那是一個被警察控制的小國，非常令人厭惡。她感覺到，活在一個少數人壓迫大多數人的社會是多麽糟糕。生活死寂狹隘、醜陋而又沈悶，於是她參加左翼組織，積極投身反殖運動。在筆記裏，她解釋說：「其原因就在於左派是這個鎮上唯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們，理所當然地把種族隔離看作洪水猛獸。」
萊辛的早期作品因此帶有濃厚的社會政治批判色彩，她竭力鞭撻種族隔離制度，表達對非洲殖民地黑人悲慘遭遇的同情。因此，回到英國的萊辛，有三十幾年時間被禁止重返津巴布韋，直到白人政權倒臺。
筆者曾與朋友討論這個問題：為何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都是左派作家，右翼作家卻寥寥無幾？答案很簡單，因為諾貝爾留下的遺囑是，要褒獎那些「創作出富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而人文主義理想一定是要同情弱者、有博愛平等精神的。
永不變的是反專制及人道精神
如前所述，昔日支持非洲反白人殖民的是萊辛一類的歐洲左派，今日譴責黑人總統穆加貝的也是他們。表面看起來他們似乎改變了觀點，其實其歐洲自由左派的本質從未改變。他們反對一切專制——不管是白人的種族壓迫，還是黑人的專制統治。
作為中國人，我們要看到的是，當今在歐美為中國民主人權事業呼籲的，大都是萊辛一類的自由左派。但是很奇怪，近年來，海內外華人網絡主流輿論一邊倒地，指責挖苦「西方白左」和「聖母婊」，即使是自己受惠於西方左派所建立的國際人權機制的人，也加入這種批「白左」的大合唱。
這是因為，中國人缺乏歐洲人的基督教拯救意識，缺乏人文主義的思想資源，難以理解歐洲人對殖民歷史的反思，更混淆西方左派與中國毛左的本質區別。
由於文化背景不同所產生的理解問題，萊辛被中國文人視為「具有浪漫情結的理想主義者」，她反殖民主義的經歷，被視為生命中的偏激段落。實際上，萊辛政治上的選擇並不天真，而是來自她對非洲生活的真切認識，也來自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以及反專制的自由精神。
盡管萊辛本人不信教，但是她從小讀的是天主教教會學校。如同傳教士一樣，她的父母來到非洲，都曾希望向落後的非洲轉達「文明價值」。她的母親還曾雄心勃勃地，要用愛德華時代的文明改造當地野蠻土著的生活方式。他們都失敗了，充滿了挫折感和幻滅感，女兒萊辛因此認識了現實真相，開始反省白人殖民的功過，並發現非洲的悲劇——以黑人自己人的奴役代替了白人的奴役。
送給非洲的最後一批禮物
幾年前，94歲的萊辛去世。在漫長的人生中，她一直關註津巴布韋的政治腐敗、艾滋病、鄉村企業、叢林中消失的動物等各種問題，但她沒來得及看到津巴布韋的最新變化，沒聽到津巴布韋人民今日的笑聲。即使萊辛能看到穆加貝下臺，她也不會特別欣喜，因為她知道，新任總統曾是穆加貝的左右手，由一條鱷魚取代吃人的鯊魚，津巴布韋的前途仍不容樂觀。
縱觀一生，萊辛把自己在非洲幾十年的憂傷變成了世界級的文學作品：一些自傳性散文小說，四部回憶錄，還有不少詩歌和戲劇，最終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給予她的頒獎詞寫道：「她以懷疑主義、激情和想像力審視一個分裂的文明，她登上了這方面女性體驗的史詩巔峰。」 在死神到來時，萊辛留下遺言，向津巴布韋公共圖書館捐贈自己的3000本圖書，這是她送給非洲的最後一批禮物。這個捐贈圖書的工作她已經做了幾十年，並建立了一個小型的組織，盡其所能地搜集書刊。在整個獲獎演說中，她沒有一句話感謝頒獎給她的瑞典，只是提到她的組織曾獲得瑞典的資助：「如果沒有他們的資助，我們的書早就送完了。」
自《縱覽中國》Sunday, November 26, 2017 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