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命中，有幾個關鍵時刻，天主都幫了大忙，使我轉危為安。高三那年聖誕夜我瞞著父親在學校附近的一間修女院領洗。他知道以後非常憤怒，不但不准我主日進堂，還要求校長給我記過。並且威脅我，若不與天主教脫離關係，他就要與我脫離父女關係，所以高三下半年我過得非常辛苦。每次祈禱時，都是求天主讓我考上大學，而且離家越遠越好，這樣我才有信仰自由，父親也不會把考不上大學的過錯歸罪於我信天主教上。考大學時，高雄市沒有考區，得到成大應考。不曉得是環境不熟悉，還是自己太緊張，數學卷子發下來，竟連一題都不會做，我當時真嚇呆了，於是闔上眼開始祈禱，這回我還許了一個願，如果考上大學，我會每天參與彌撒。記憶中有一塊面紗從我臉上揭開，定心以後，題目做得非常順利，結果所有的聯考科目裏，數學竟然考最高分。天主真好，那年九月我真的上台北唸大學了，我也說話算話，真的天天去伯達書院望彌撒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我到了美國，雖是外文系畢業，但英文聽、講、閱讀和寫的功力，都不足應付每學期修四門輔導系研究所的課，要不是天主助我一臂之力，無數個研究報告是不能如期完成的，因為要讀的書還沒讀完，就要開始寫報告了。
一九八四年，老三已快五歲，我請了一年假，全職去讀教育心理學博士。不多久，必修課和博士資格考試都順利通過，但是修課容易，寫論文可難。「創新」本不是我的拿手，指導教授素以不指導出名，我只好自己摸索，做了許多虛功，最後還是停在原點。那段時期，我相當用功，每周末帶兩個三明治到圖書館，一個中午吃，一個留晚上，還得躲到女廁所吃便當，披星戴月。一九九三年接到學校通知：博士論文再不完成，我就得放棄，因為已超過規定的七年限期，成為一個ABD（All But Dissertation）。我當時已年過五十，這個學位對我個人的升等和加薪幫助不大，但對未來到大陸傳教會有用，我求天主給我一個記號，讓我知道繼續拚下去是祂的聖意。不久，接到以前教過我的一個教授來電，他知道我在做論文，表示願意協助，我和他談約一小時，他就點出幾個重點，我突然被點通了，從proposal到論文答辯，一路上，天主安置了不少貴人協助我，我的體力和精神也特別好，能夠白天上一天班，晚上寫論文寫到深夜都不覺累。就這樣在我五十三歲那年完成博士學位。這位教授的自動出現，就是天主給我的記號。
為了將來更有效地服務大陸教會，我決定在原校讀神學碩士以裝備自己，沒有哲學基礎，白天又要上班，讀書的時間總是不夠，為了趕報告，常熬夜，瀉肚子，後來發現，我的興趣不是神學，而是靈修陪伴。這個願望我從大陸回到美國以後才告實現，二○一一年的六月我開始了Christian Spirituality的碩士課程，而就讀的學校是我讀過的第三所耶穌會大學。
記得在一九八一年，有一天跟老伴喝茶閒聊，我說等自己退休，沒有子女負擔後（我當時全職上班，最小的孩子才三歲），有三個地方可為天主做事：一、為美國的中國教友服務：找個中國人多的地方，買棟房子，設個圖書館，作為與人分享信仰、服務老人、培育華人子女信仰的場所。二、是服務台灣的教會。三、幫忙大陸教會，當時文革剛結束，大陸還沒有很開放，可以去耕耘。我寫了篇短文──「何去何從？」提到到大陸服務，寄給北美通訊，編輯不以為然，未獲刊登。三年後，我告訴建德，才蒙刊出。二○○一年，我曾寫信給單樞機主教，建議台灣教會擬定計畫，邀請一九六○年代台灣到美國讀書而已退休或準備退休的教友回台做志工，短期服務台灣教會。單樞機回函問：「要不要請神修小會負責這件事？」我託建德回台時轉告小會朋友，但反應不很熱烈。二○○一年的春天，芝加哥的小會會員曾安菲來電，介紹我一個管道，能圓我和外子服務大陸教會的夢，她說大陸一家半導體公司的子弟學校正在美國招聘教師，要我與他們連絡。校董和校長在電話裏和我談過以後，就叫我上任。二○○三年一月我提早退休，接著利用六個月的時間完成神學論文和筆試，七月底就到大陸做該校的校長，一年後成立輔導中心並負責行政，直到退休。
我在大陸住了七年，在東南的一所大修院教過三年半的英語會話，每週六給修士們上四節課，課餘時間做些心理輔導和靈修談話，有時也幫忙處理他們的感情問題。同時給另一大修院所有單親修士每月寄零用錢，直到他們畢業為止。舉凡修士們所屬教區清寒子弟的學費補助、修堂、建房、住院就醫、修女團體求助，我們知道情況後，都予以協助。二○○七年的一月上了政府的黑名單，被迫離開我最愛的一羣修士。
剛到大陸不久，參加了一個周六的將臨期退省，和兩位退休工人教友在教堂裏認識，他們熱誠地邀請我參加他們堂口的子夜彌撒，並住到其中一個人的家，女主人燒了一桌菜招待我，夜裏還幾次起來給我蓋被，怕我受凍，第二天又帶著我參加八點的彌撒。結束後，我們留在教堂和大夥一起喝粥，此時我見到一個怪現象：愛國會的主席有很大的辦公室，神父的辦公室卻很小，愛國會的主席是一個捲髮，塗口紅，戴著深度眼鏡的中年婦女，她一直站在我旁邊，注意聽我講話，當時本堂神父因到另一個祈禱所做彌撒去了，沒有與我們共進早餐。
我認識一位河北的農村教友，說他小時跟爺爺睡，他的經文都是爺爺拿著手電筒在被窩裏照著一個手抄的本子，一個字一個字地教，他才學會的。有一回，我想幫助一個農村中學的物理老師讀碩士，幫他未來升等做校長鋪路。他說從小父親就告訴他不可做任何違背天主教信仰的事，在大陸只有共產黨員才有資格做校長，他不是黨員，那有機會當校長？又有一次，我和一位陝西農村老太太聊天，由他的女兒翻譯，她說：孩子小的時候，她為了度信仰生活，受盡了非教友家族的氣，他們多次笑她熱心祈禱有啥用，天主也不會讓她家多收糧食，窮就要幹活，幹時間長些，老進堂唸經不是辦法。這位老太太後來把家裏農地的一部份捐出來，給村子蓋了一座大教堂，還給本堂神父義務做飯。在她的孩子當中有一個是神父，一個是修女。
大陸的教會非常複雜，一個地方一個樣，他們面臨的問題，需要他們自己去解決，我們只能從旁協助，為他們祈禱。在我看來，最大的挑戰還不是信仰的不自由，而是世俗的價值觀腐蝕了他們一部分人的內心，受不了錢、權和色的誘惑，因此，天主聖神的聲音聽不見，也進不來。這不單是大陸教會現有的現象，台灣和普世教會何嘗不也面臨同樣的挑戰？
二○一○年的冬天，我們回到美國休息一段時間，就來台灣加入這邊福傳的陣營。已經回來四個多月了，我在文藻教全人發展忙著教書，外子在家裏埋頭做他的數學物理研究，兩個人都為自己所愛的忙碌著。我這個人的毛病就是腦子裏有很多想法，急於實現，但常找不到同路人。我一生的夢就是要告訴中國青年美國的文化不全都好，但有很多可借鏡之處；中國的文化也不全都壞，好的部分要儘量保留。當教友五十餘年，常感慨中國教友太少，傳教打不開。我發覺基督教比較直接，接觸一兩次就邀你參加他們的聚會。我不能不承認他們傳教有熱情，有效率，我現在正在學他們的「直接」，和「不怕被拒絕」。在文藻上課，我大聲疾呼墮胎和婚前性行為對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的害處，我的二三一位學生就是我傳教的對象，我給他們講天主教的精神和價值觀，給他們介紹學校的聖堂和教會的節日，我還天天為他們祈禱。
願天主福佑中國教會，並賜普世生靈正義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