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於二○一○年四月廿二日病逝於美國俄州克里夫蘭市，享年八十八歲。母親的逝世使我長時間走不出悲痛的幽谷。她的音容笑貌常活現在我的眼前，她生前的事跡一幕幕掠過我的腦際。我多麼害怕，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把它們忘記，所以我要尋找母親的足跡，把它們放在我的記憶裏。
我非常慶幸我是一位天主教徒，我的基督信仰是母親留給我的最珍貴的遺產。我出生在中國大陸最不景氣的年代，幼年時，正值文革十年浩劫。在我十五歲之前，我是絕對沒有條件走進教堂的，母親的膝頭就是我和姐姐的第一所要理教室。母親的基督信仰之深使我折服，使我傾倒。
為信仰遭受磨難的母親
一九六六年秋，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如洪水猛獸，鋪天蓋地，席捲全國。所有的教堂被關閉或拆毀，神職人員被關押或流放。我的父母也因基督信仰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農村，被迫勞動。臨行前，一家四口，只允許帶兩套行李，其他財物一律被沒收。所派住的生產隊是最窮、最苦的地方。我們借用了一戶人家的小涼房，陰暗潮濕且小得可憐，是真正的蝸居。冬天燒飯，蒸汽灌滿整個屋子，四壁流水，潮濕難熬。母親從來就是一個什麼苦都能吃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那麼樂觀而有信心。用她的話說：是基督的信仰在支撐著她。
爸媽是全生產隊貧下中農發洩階級仇恨的對象。在文革的高峰期，幾乎每天晚上召開批鬥大會。開會前，母親就把我和姐姐寄放在鄰居家睡覺，怕我們看見他們被鬥得嚇壞了。鬥爭時，當然是用盡了各種侮辱和踐踏人性尊嚴的野蠻行動，令人不勝負荷。開完會，爸媽再抱我們回家。一放下我們，他倆總是面面相覷，大笑一陣子說：「這就像演戲一樣。」我看不出他們有絲毫的恐懼與不安。母親一再叮嚀爸爸說：「我們是有信仰的人，這點侮辱算什麼？隨他們便吧！」
勞動中最難忍受的是：長時間的重體力勞動摧殘了爸媽的身體。他們每天要幹十二小時重體力的活。母親從凌晨四點鐘就被喚醒去套車，拉土送糞。隊幹派給她的是連年輕人都駕馭不了的生牛犢，使她擔驚受怕不說，還很危險，她的淚水只能往肚裏嚥。別人不能幫助她，因為她是「黑五類」。父親冬季要靠他拉車，往地裏送土，每天三個定額一二○車土，汗水從棉衣外面滲出來。晚上還得在家做室內苦力兩個小時，是硬任務，到晚上十一點才能睡覺。下放的頭一年冬天，生產隊「遠征羊糞」，爸爸人力拉車一天要走上一百二十哩的沙坡路。五天回來後，累得不成樣。在母親痛苦的安慰和鼓勵下，甘心忍受著。在這樣的日子，大人、孩子沒有得過一點病，顯然天主與我們同在。母親常說的一句話是：「天主給我們做補贖的機會，很寶貴，因為我們是罪人。」
母親是一位意志堅強，很有膽識，且極富愛心的人。為了無牽掛地應付強迫勞動，星夜將我和姐姐送到五十哩以外的舅舅家。每隔一段時間，常夜行去看我們，因為生產隊不予准假。從媽媽的身上，我明白愛的力量是那麼大，能驅除一切邪惡和恐懼。一九七一年，我們遷居烏拉特后旗的一個生產隊，這個隊有五百多名社員。爸媽有縫紉技術，隊領導要他們為全隊的社員縫製衣服，掙工分。他們每年要縫製一千多件棉被、單衣，幾乎每晚忙到十二點以後才能睡覺，母親睏的時候就睡在衣服堆裏。母親很關心社員的穿衣問題，再難也要讓社員們按時穿上衣服，她的這份愛心，社員們無不報以感激之情。這個生產隊正在陰山腳下，常言道：「燒在前，吃在後。」爸媽經常收工後上山砍柴，要走很高很遠的山路，往往是月夜背著柴回來。我看見母親是那樣的滿足，他說：「現在雖苦，但比較自由多了。」我從未聽到過母親的怨聲，也從未看到她愁眉苦臉過，她的耐心讓我驚嘆；她的這種信仰見證，是我們家庭和諧幸福的來源。
一位婦科醫生的醫德
一九四一年，母親在原綏遠（今內蒙呼和浩特）公教醫院學習三年婦科後畢業，取得行醫資格證。曾在教會多個醫療所服務，直到解放。解放後，又在幾處地方醫院擔任過治療。九一年才基本脫離這一職業。她的醫術以助產收生為主，但也治療一般的疾病。在她五十多年的行醫生涯中，無數的嬰兒從她的雙手接到這個世界上來。她沒拒絕過任何一個來求她的人，不分晝夜和遠近，風雨無阻。婦女分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且有危險，母親在這上面出色地顯示了她的醫術和基督的愛；尤其對一些垂死的嬰兒，她絕對不放過一次機會給這些小生命付洗，這給她帶來無上的滿足和幸福。助產醫術是她的強項，因為她已有五十多年的寶貴經驗。在實行計劃生育後，一家只生一個孩子，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許多人家生下女孩，就暗暗地拋棄掉。這種事，只要母親知道，就盡全力勸阻，並代為尋找收養的人家，她救了許多這樣的孩子。最後在東升廟的十幾年中，她的種種善行，感動了當地的羣眾，博得了很高的讚譽，人們都視她為最親近的人來尊敬她。
她行醫助產，不計報酬，尤其對窮人，看了病，還要去看望，送衣物食品，甚至送必須的藥品等。母親也曾擔任過旗二中的校醫，父親則教學。母親的這種醫德和對窮困人的幫助與施捨，使全校師生稱讚不已。他們說：「這些信基督的人就是與眾不同。」我認為母親已播灑了信仰的種子。
一心掛在傳教工作上的母親
東升廟是烏拉特后旗的一個重鎮，現在是旗府所在地。然而當時卻是一個地道的外教村庄，是蒙古佛教的一個重點城鎮。母親經常走街串戶行醫，認識了許多人。發現有不少教友來此安家落戶，經她之手註冊登記的就有二百多名。她著急了，就組織教友來我家過宗教生活，並請附近堂區的神父做彌撒。終因家中容納不了那麼多的人，她便籌集資金，買了一處一畝大的房院，改作教堂。並讓爸爸向政府申請，在此正式成立一處合法的天主教堂。爸爸費了近一年的時間，跑遍各級政府，終於申請成功了，下達了批示的「紅頭文件」。
民房改造成教堂，還有模有樣的，不但主日教友滿堂，就是平日，來堂的教友也絡繹不絕。母親就住在堂院，照管一切事務。她對每一位教友的靈魂和他們的家庭，可以說是關心備至，所以得到教友的愛戴。每天晚上來堂的教友很多，母親就和他們說道理，教經文，學唱聖歌，聊天，教友把教堂當成了自己的家。一發現有冷淡的教友，就直接到家講勸，直到他熱起來為止。神父每月主持兩次彌撒。這裏不再是福傳上的空白點了。
母親得到了回報
由於母親經年如一日地勞碌奔波，行醫助產，助人為樂，尤其在最後階段又一心掛在傳教上，她的付出，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凡人提到母親的名字，莫不予以尊敬和稱讚。我們做兒女的，也感到自豪。聽爸爸說，每當她出外辦事或上街購物，總是很難回到家，因為認識她的人太多了。凡遇見她的人，總要站住向她噓寒問暖，同她聊天，她更是那麼熱心地問起人家的生活近況，往往把要辦的事給耽誤了。雖然我和姐姐都不在她的身邊，爸爸退休後，又被邀請到教會協助工作，常年不在家，家中就母親一人。但幾乎每天都有來看望她的人或託她辦事的人，她一點都不感孤獨。
母親的祈禱生活
讓我最感佩的是母親的祈禱生活，她把日間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祈禱上。從一九九四年到二○○八年，我曾先後三次申請爸媽來美國住過十年。每次離別時，教友們總是含淚送行，她更是依依不捨，日夜與她相伴的主內弟兄姊妹們。她對教友們說：「咱們就在互相祈禱中相遇吧！」說的也是，她常說她能在祈禱中記憶起他們每個人。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常是一個人跪在床邊，或坐在桌旁念經，閱讀聖經、聖書。爸爸說，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內，還將全部聖經又讀了一遍。她還特別有興趣閱讀教會的報紙、雜誌上登載的傳教事蹟和見證，並講給人聽。她手中常搜集一些福音單行本和經文小冊子之類的讀物，分送給教友們。她說：「我老了，不能做別的，這些我還能做。」
生命的最後時刻
去年冬天，母親在大陸因病先後住院三次，醫院診斷結果有三種可能，其中一種不排除肺癌晚期。這個結果，像晴天霹靂，使我不能接受，我焦急萬分。不行，我必須馬上把爸媽接來治療。然而母親呼吸太困難，體弱得寸步難行，只能坐輪椅。來美國談何容易？長途旅行，隨時會發生意外。我顧不得那麼多了，我把一切都交在天主手中，我毅然回北京，接爸媽來美。媽媽經過九個小時的汽車顛簸和乘十三小時的飛機後，到達華盛頓，機場停留四個小時，再換乘國內航班，一小時才到達克里夫蘭。好人也會給折騰得夠嗆。母親卻沒有絲毫不適的感覺，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病重期間，她的神志一直很清醒。為了不麻煩我和姐姐，她總是自己去衛生間如廁，不讓別人幫助她。也為了不讓我們為她擔憂，不論什麼時候問她：「媽，今天怎樣？」她總是說：「好，今天很好。」這句話一直說到她最後昏迷狀態，她的毅力讓我折服。
四月十七日早晨，母親突然昏迷，救護車送到西儲大學醫院急救中心，終因嚴重病變，只能用呼吸機延續她的生命。從醫生、護士到衛勤人員對母親這位少數族裔病人是那樣的精心治療，對我們家庭是那樣的關懷備至，讓我們感激之至。四月二十二日晚十時，母親在很平靜的狀態中離開了我們，她走的是那樣安詳而有尊嚴。
我要不斷地回憶，追尋她的足跡，作為她留給我最珍貴的第二遺產。感謝天主，祂賞給我一位了不起的母親，相信她的在天之靈，此時此刻正在看著我，為我祈禱著，永遠鼓勵著我。（寄自俄州克里夫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