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潔芬修女
出版社：澳門天主教教友協進會──澳門觀察報，二○一○
頁數：一三八頁
售價：港幣50元
遠近高低各不同──讀梁潔芬修女著《雙城記》
香港與澳門離台灣很近，教會人士也經常有往來，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對這兩個城市的教會歷史卻很陌生，原因之一或許是缺乏中文的通俗介紹性著作。香港的《天主教通史》有夏其龍神父的學術專著，是香港大學的英文博士論文，另外也有田英傑神父的掌故；澳門教會也有一些相關的作品出現，例如李鵬翥的《澳門古今》（三聯書店，一九六八）及潘日明神父的《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文化司署，一九九二）。但尚未有通俗的整體回顧，因此由香港大學榮譽教授梁潔芬修女所寫的本書就很有意義。
本書由二十二篇短文組成，這些文章多半曾經發表在香港的《公教報》及澳門的《澳門觀察報》，加上許多配合文章的照片，左圖右史，圖文並茂，由出身倫敦大學博士的香港寶血會修女梁潔芬寫來，平易近人，讀後令人增加不少教會史的知識。
此書對於澳門及香港教會早期的歷史，僅提及簡要的重點，像是澳門所謂「進教圍」的出現。「進教圍」對台灣讀者而言很陌生，這種有點類似台灣的傳道「姑婆」。華南婦女自十八世紀起，有「梳起不婚」的習俗，稱為「自梳女」。
她們藉一個公開「梳起」的禮儀，把長髮梳起而在腦後盤結成髮髻，公開昭示終身不婚的身份。她們以繅絲為業，經濟上除了能自給自足外，更能供養家人。澳門「進教圍」的女信徒中，也有一批這類的「守貞姑」。她們效法「自梳女」的做法，在聖堂中行「梳起」禮，在司鐸前宣發「貞潔」聖願。禮儀完畢，大宴親朋，以隆重其事。進教圍的「守貞姑」全職擔當牧靈工作，還帶領其他婦女參加「若瑟恩保會」，從事協助臨終及善後慰親等愛德工作，成為進教圍的特色之一。一九六○年代後沒落，之後的這類女性都去當修女了。（頁78—9）
澳門曾是天主教前進東亞如中、日、韓及東南亞的中心。明朝中葉後由葡萄牙人漸漸控制，書中指出天主教在澳門曾經建築了東亞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大學，所開的課程正如在歐洲中古時期的大學規模，只是加上中文課，以便進行文化交流。一八三五年大火燒毀該大學，只剩一面大牆，就是今日澳門最有名的地標「大三巴牌坊」。（頁53）鴉片戰爭後，澳門成了葡國殖民地，中共文化大革命興起後，此間受到影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從此以後親中的左派勢力──街坊總會取代了澳門天主教會，成了社會上的最大力量。作者指出澳門教會由於屬於葡國主教團，並未貫徹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精神，與當地社會漸漸脫節，因而喪失了影響力。但因葡澳一直是與中國政府關係良好，而香港教區領導陳日君樞機對中共宗教政策批判不遺餘力，又常領軍帶頭參加對中國的抗議行動，使得中國政府對香港教會相當不滿，轉而與澳門天主教會接近，使得澳門教會更容易扮演橋樑教會的角色。澳門天主教也因為該地在二○○六年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使得大量華人觀光客湧入，參觀與教會有關的建築文物，乃利用此機會，介紹天主教的教理，進行傳教活動。澳門近年也在政府的資助下，發展高等教育，一九九五年澳門教區和葡萄牙天主教大學設立澳門高等校際學院 Macau Inter-University Institute（IIUM）（簡稱校際學院）。二○○九年改名聖若瑟大學（St. Joseph's University），接受中方的資助，也進用並培養大陸的人才。（頁121-2）
香港方面，鴉片戰後，清廷割讓給英國。義大利的米蘭外方傳教會一八五八年到香港服務，一八六七年正式接受宗座的委託，全面負責香港監牧區。一八七四年香港監牧區升格為代牧區，一九二六年與另一在羅馬的修會合併成為「宗座外方傳教會」（Pontific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簡稱 PIME）。作者指出，香港天主教在港英政府統治下，頗有發展，中等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特別有成就。本來教會是想創辦一所大學，培養博雅的人才，邀請愛爾蘭的受過高等教育的耶穌會士前來，但英國殖民政府並不樂見香港青年太多自由民主思想，只想訓練出奉公守法有專業技能，能協助港英治理香港的公務員，教會辦大學的理想未能實現。這些耶穌會士被港英邀請在香港大學創辦利瑪竇宿舍，這也是為何今日香港耶穌會的辦公室仍設在香港大學校園內的原因。（頁56）而一些原擬在大學任教的會士只好移作中學的教師。
教會首先創辦了香港華仁書院，戰後，耶穌會士又辦了九龍華仁書院。這兩所耶穌會的中學，教學出色，一直以來，可謂執全港中學教育之牛耳，其畢業生包括自由派大律師李柱銘、香港特首曾蔭權等人。（頁57）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女士也是出身修女辦的教會學校。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教會再度興起創辦天主教大學之議，但未能成功，直到二○○一年第二次教區會議才議決開辦，但在開辦之前，先在中文大學的宗教系成立一個天主教研究中心（頁58—59），目前正推行自種學術研究的活動，以奠定日後成立天主教大學的基礎。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大批傳教士被迫離開中國，不少人來到香港及台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比較台灣與香港此時期天主教會的發展。梁修女先說到台灣教會：
為台灣而言，當時只有一個位於南部的高雄教區，後來的六個教區於五○年代以後才陸續成立。以台北教區為例，於一九四九年才成立為監牧區，一九五二年才成為總主教區。一九五○年到台的華籍神父，沒有很明確的領導分工，工作分配及金錢運用，可謂各自為政。例如神職人員的分佈不均，台北及附近地區佔全島神職人數的一半。有些在台灣工作的神父，仍緊抱原教區主教代表的名銜，運用手上由大陸帶來的金錢，與俗人合作從事商業投資，以利原教區。在福傳工作上，因語言隔閡，只集中在逃往台灣的大陸人，很少顧及台灣本土人士。所以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以及「本土意識」抬頭之際，台灣佛教興起，而天主教則日漸邊緣化。（頁82—3）
另一方面，作者則對香港的情況十分讚賞：
同樣從大陸到香港工作的神職人員和修女，在米蘭外方傳教會領導的香港教區內，成為建立地方教會的生力軍。當時的恩理覺主教和他的繼承人白英奇主教，已經將香港教區內的行政處理得井井有條，上了軌道，可以告訴從大陸新來的神父，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他們可以心無旁騖的完全融入香港教區，盡力服務地方教會，使香港教區的牧靈及服務工作的能力大增。
梵二之後，香港的教務蒸蒸日上，當然要歸功於徐誠斌、李宏基、胡振中、陳日君、湯漢各主教的領導，但是基礎是米蘭外方傳教會奠下的。（頁83—4）
梁修女在比較台灣與香港的教會的發展後，提出了結論：「……戰後香港教會在米蘭外方傳教會領導下，不負所託，做出了一點成績，為香港教區在教廷的心目中的能量和成績是台灣七個教區的總和，這個活潑程度，冠於大中華區的教會。」（頁84）換言之，本書作者認為一個香港天主教區在二十世紀後半的努力，其總體成就相當於、甚至超過台灣的七個教區。這種論斷令筆者大感驚訝與不解。
任何一位對於台灣天主教史有些認識的人對於作者在此書中，對台灣教會的評斷都很可能會覺得太過片面及武斷。作者所提到的台灣教會或許只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情形，但隨著局勢的變化，台灣教會很快就在各地致力於福傳，傳教員學校陸續設立，短期訓練後，投入各地的福傳。教堂林立，幾有應接不暇之勢。今日所見到的一些回憶錄，例如花蓮費聲遠主教等人的都可以証明當年朝氣蓬勃的景況。台灣主教團中各種委員會的成立，光啟、上智、聞道出版的書籍，梵二之後文獻的翻譯，禮儀及經書的修訂，以及本土化政策推行，神學院及真理電台的遷台，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學院的創建及發展，更不用說初等及中等教育及社會福利機構的成立及推進，這些累積的經驗、人力物力的資源及成果，對於一九八○年代大陸陸續開放後的天主教會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也不由得讓人懷疑作者的論斷是否公允。作者承認她的這種看法是她在「二○○三年五月於澳洲悉尼訪問梵蒂崗前任駐台灣大使Cassidy樞機所得之訊息。」（頁84）卡西迪（Cassidy）樞機或許離開台灣太久，未能更新他的認知；或許也是對於遠道來訪的嘉賓，講一些中聽悅耳之言，以展現他的「待客之道」！
至於文中所提到的天主教在台灣的邊緣化，這可能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無可諱言，在當今多元化的世界中，天主教已無法壟斷人們對宗教的選擇；現在所應致力的，當是使天主教成為人們在宗教的諸多選項中的一種較好的選擇。
此書對香港教會也不是全面讚賞，作者指出：「開辦高等教育是米蘭外方傳教會一百五十年的服務中，相信是比較脆弱的一環。除了在一九二六年邀請了愛爾蘭籍耶穌會神父來港計劃開辦一所博雅學院，後因政府反對而告吹之外，米蘭外方傳教會沒有再起過辦天主教大學的念頭，在主理香港教區教務時，對於神職修女的高等教育並不鼓勵，這是大醇中的小疵。（頁86）」這可能是梁修女自己的切身感受吧？
當然在筆者看來本書並未呈現香港及澳門教會史的所有重要事蹟，有一些關鍵時期的發展我們未見作者有所介紹。例如香港及澳門兩地在日本侵華時期的情形，據香港教區檔案處的資料顯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八小時後就進攻香港，有趣的是香港的署理代牧義大利籍的恩理覺（Enrico Pascal Valtorta, PIME ）主教不久即向日本佔領軍總部發信，聲稱他已暫時兼任義大利駐香港領事之職，展開與義大利盟邦日本的交涉，以維護香港教會的權益。而澳門由於是葡國殖民地，恰好日本僑民很多的巴西也是葡國殖民地，兩國利益糾葛甚大，因而澳門受到日本的侵害較少，這期間兩地的比較也是值得梁修女或其他學者日後進一步的探討的。
總之，本書對於香港及澳門的教會還有許多的記載，這些都是我們以往很少聽聞的，有時令人驚訝及贊嘆，更多時候是感到有趣，並可作為與台灣的參考及比較。台灣與香港、澳門如此接近，近代命運又有許多相似之處。從長遠的歷史看來，三地都扮演了遠超過其地理面積的角色，對中國大陸都曾經、或是目前，更可能在未來也會造成重大的衝擊與影響。台灣、香港、澳門的三地教會的發展及影響可以說是「遠近高低各不同」。我們對於香港、澳門及台灣的天主教歷史，有必要儘量多瞭解，消除誤會及隔閡。更重要的，三地的教會歷史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整理，只有掌握這三地的過去，才能整合既有的資源，動員積累的能量，吸取經驗及教訓，作為未來努力的指引。梁修女的這本書對於香港及澳門的天主教會，有重點式的介紹，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書中對於台灣教會的批判觀點，一方面足以使我們有所反省，另一方面則讓我們有更強烈的動機來認識及研究屬於我們自己的，台灣天主教會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