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會宗旨：（戴台馨引言）
我們看羅馬書第十章第壹節到十三節。這段經文主要講的是：正義由天主而來，凡信行天主的，就等於成義。我想這與我們通常對義的瞭解不同。我個人解釋說：如果我們心中真正相信有天主，就會儘量使自己行為正當，也會希望別人得到救恩。經文說：如果守法律，你會因為法律而生活。我們如果只是因為法律而生活，大概很難持久地去維護正義。因為就我觀察：真正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正義，幫助他人，有時會遭遇到很大的挑戰。像韋薇她做到的很多事情，可能在剛入修會，或是年輕讀書時也沒想到，這是她的召喚。
我記得有一次，教會因為與勞工有關的事情，透過主教團，叫教友到立法院去聲援，一起去壯聲勢。那次活動經由正式的呼籲，出席的團體不少。但是等到中午，活動告一階段，教友大都鳥獸散了。可是下午還有聽證會。那時我從立法院坐車要去輔大。車子走到中山北路，在立法院前面遇到紅燈，停在那裡，我往右看去，立法院的大門外面，韋薇一個人站在那邊吃便當，我印象非常深刻。她穿著藍色的套裝，規規矩矩地。大概立法院也沒有我們的人，她連一個吃飯的地方都沒有。我當時就蠻感慨地想：像韋薇做這些維護公義、幫助勞工的事，常會感受責任重大，所有事要自己扛起。其實我們年輕時在學校受教育，這類經驗並不多，可說是 learning by doing （做中學）。
這麼多年下來，韋薇有很多經驗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聽完之後，每人也可分享個人在生活上有怎樣的挑戰？我們怎樣將它們與信仰結合？所謂的正義，其實就是承認自己的信仰，承認信仰之後，行為正正當當，也有助人的活力。現在讓我們看看韋薇怎樣從日常生活中做見證，就把時間交給韋薇。
進入正題
今天很高興看到這些好像家人的老朋友，就不需客套了，我藉這個機會，分享一下服務勞工的經驗。我現在在新事社會服務中心服務。其實走進這個領域不是刻意的。大約十年前，耶穌會古尚潔神父在那邊當主任，那時稱勞工中心，我剛從菲律賓唸完書回國。他問過我對勞工有沒有興趣？要不要幫忙他的團體？那時我覺得勞工問題很複雜，也比較屬於法律層面。我本身對法律不感興趣，覺得法律很硬，我看別的東西一眼就記住，法律上的東西看三、四遍，有時還進不去。所以我直接回答古神父：「這好像不是我的神恩。」就回絕了。
我的修會每年會有八天的避靜。基本上用的是耶穌會的依納爵神操。十年前那次避靜中，我有很深的體驗。當時讀的福音，是一 段耶穌 君王瞻禮一定用的經文：「你們為我最小兄弟做的，就是為我做。」這之前，我做的是大學生的輔導，或是知識份子的服務。避靜中我深刻感受到，這些工作，如果與天主或基督面對面時，當祂問我：「妳為我最小兄弟做了甚麼？我在監牢裡，妳探望了我？我赤身露體，妳給我衣服穿？」我覺得自己要交白卷了。當時工作的服務範圍，不會碰到那麼尖銳，需要我如同福音所召喚的去走。那次經驗得到的心得是：不管實際生活當中，有沒有這樣的境遇或機會，至少我願意跟隨耶穌基督，選擇比較貧窮，被社會忽略的邊緣人來服務。那次帶避靜的是馬志宏神父。我跟他說：「福音上的話，八天來像主題曲一樣，不停在我腦中縈繞，難道手邊做的事都該辭掉嗎？來日也不知道有沒有那樣發展的機會？」神父回說：「妳現在的工作也很有意義。看不清楚就不要動，還是繼續原來的工作，做原來的服務，把這個體會放在心裡就好。」
八年前，古尚潔神父決定退休。耶穌會做了一個接棒人選的優先次序：輔大教育工作、神學院、不一定由耶穌會士接棒。那時主任委員是谷寒松神父，他跟當時的工作人員一個個個別談話，請他們建議教會內的適當人選。工作人員推薦我，那時的會長找我去談，神父也去跟我的會長談。那時我回憶起避靜時神操的經驗，感受到天主的旨意很奇妙。來自基督召喚的吸引力是很重要的。它們成為後來我投身勞工領域，蠻大的支持與後盾。如同戴台馨說的：「信仰的經驗，只能來自天主自己的鼓勵、安慰或是引領。」
工作上，接著仍然要面對法律。但已不同於以前的艱澀、進不去的感覺。我對勞工領域一竅不通，剛開始很辛苦，自己學著看勞基法，囫圇吞棗。一遍不懂，再看幾遍，也請教辦公室的法律顧問。後來碰到實際案例時，常常與專家反覆討論。其實就是做中學，慢慢增加工作需要的知識。臺灣本地勞工大都講臺語，我的臺語不好，還去瑪利諾教友中心學臺語。新事中心有本地勞工職災服務台。我們接觸到的職災是車床機器截肢，或是從高樓摔下來脊椎受傷成癱瘓，以及高壓電電死的，狀況都很悽慘。
現在經濟不景氣，很多勞工無故被開除。法律是最基本的正義，可是經營者並不照法規走。過去處理職災問題，偏重法律服務，幫助勞工由法律尋得賠償。每個案例的時程大都需要二到三年。其次，受害者大都沒辦法接受自己變成身心障礙者。心理上的障礙，反而更需要重新調適、重整。這需要社工或心理輔導幫助。我就在服務中加入社工的參與。希望將這些職災者，再推向第二個職業生涯。
臺灣職災的重建輔具不夠發達。在美國一個鋸樹工人，如果他在深山鋸樹發生職災，後來輔具的裝備，可以讓他再勝任原來的工作。臺灣使用的輔具，偏向外觀好看，或是日常活動功能，還沒發展到可以幫助傷者，再度勝任原先職場上最擅長的工作。
我到中心時，中心做外勞服務已經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們的經驗比政府部門多。現在進入第五、六年了，我做評估，看這樣對本地勞工有沒有影響？有沒有衝擊？雖然勞委會說沒有，外勞屬補充性質；就是老闆找本地勞工，本地勞工供不應求，才用外勞。可是我們教會在山上服務的神職人員，開始跟我連絡。表示說：「怎麼搞的？過去在山上看不到年輕的原住民，現在年輕人回流了。沒有工作，也沒有錢，在山上，失魂落魄，看來很難過。」
那時我跟工作人員講，我們是教會機構，據我所知，原住民在山區，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教。我覺得自己有一個使命，當原住民也是我們肢體的一大部分。我們天主教不應該只關心望彌撒人數多少？或教友人數多少？他們在實際生活上經濟的來源，完全靠工作。工作沒了，根本談不上人的尊嚴。光是關心望彌撒情形，不是全面信仰的關懷。所以，我建議中心應該投入原住民就業服務。至少希望原住民不只在靈性上面增長，在實際生活上也能穩定下來。我害怕長期的物質生活匱乏，他們會被利用。因為年輕原住民所看到的五光十色社會，跟我們是一樣的。有可能為了滿足慾望，鋌而走險，被利用去犯罪。
聽聞桃園一帶，有些年輕人便被犯罪集團利用去販毒、吸毒或當雛妓…… . 等等。我們應該做預防，等到事情發生，就來不及了。而預防就是怎樣讓失業者有工作！所以中心也開始做原住民的就業服務。如果跟別的工作比較，這方面我們並不滿意，因為有些大環境上的困難，是超越我們能夠掌控的。另外，原住民專有的文化，也要尊重。縱使在這些限制下，我們所做出來的成績，在政府和社服團體還是蠻有口碑。
中心的服務
我們工作上，外勞是蠻脆弱的一環。有問記者：「修女，妳覺得你們所服務的弱勢勞工，最慘、最邊緣的，是甚麼人？」我想後，回答：「應該是外籍勞工！」因為政府的政策，不管是關於原住民，或是外籍配偶，都比外籍勞工來得完善。過去我們曾幫助外籍配偶，爭取工作權。以前嫁到臺灣的東南亞新娘，她們不能工作，一定要等有身分證。我們覺得不合理，去抗爭，或開記者會、公聽會。現在外籍配偶不需要身分證，可以直接找工作。關於原住民部分，政府也一次次修法，注入很多資源。反而是大環境對原住民有歧視，文化的東西不是一下子能夠改變過來。原住民自己的價值觀、生活習慣，跟漢人很不一樣。這些情形需要整體，或是到部落裡去改善。部落的情形，從基本上、政策面、法律面去改善，有很多進展。可是外勞部分就比較慢。因為外籍勞工沒有選票，就沒有立委願意主動為外勞說話。也因為外籍勞工做幾年就要離開。不僅民間團體要給很大壓力，還得找出衝突點，讓一些立委不得不站出來幫忙。外勞在整個社會體制中，並沒有開放的尊重與接納，雖然他們對社會貢獻很多。我們的捷運、高鐵、高速公路，這些經濟上的重要工程、公共設施，很多都靠外勞完成。至於臺北縣、市都會區，大部分外勞做的是監護工和家庭幫傭，從事照顧老人、小孩等工作。可是社會上用外勞時，拼命地用，但在讓外勞有好一點日子過這方面，並沒有人特別在乎。我們接到申訴案例時，常會大吃一驚地問：「怎麼會這樣？」
外勞方面案例
最近碰到一個案例，這個僱主有錢又有名，可以在 GOOGLE 網站搜索到他的資料，是亞洲金融分析業的名人。他家外勞是菲律賓人。一天只能吃二餐飯，早餐跟晚餐。因為老闆娘中午都出去逛街、打麻將、玩樂。她在外面吃飯，家裡便空的，也不准她自己開冰箱拿東西。她要照顧一對雙胞胎，家有好幾層樓。僱主在廚房、小孩臥室、客廳…… . 等地方，裝了六個監視器。基本上就是不信任，怕妳虐待小孩、偷竊財務。雙胞胎常常一起哭，累壞她了。她往往手裡抱一個，還要用腳搖搖籃。加上滿滿的工作單。僱主夫妻英文很好，語文溝通沒問題，交待工作都用英文。我一看工作內容嚇壞了。整個星期，每天做不同的事。我問她：「這麼多工作，妳記得每件都做嗎？」她說：「問題就在這邊。有時忘掉了，僱主要她補做，做好才算數。」小孩還會在一旁哭鬧。常常要到 11 點或 12 點才吃晚飯。僱主家吃的是養生食品，有天到 11 點多吃晚飯，魚冷掉了，她就不吃。僱主說她浪費，還打了她。聽完我不禁問：「天啊！這是高級知識份子嗎？」
另一個案例，僱主是臺大社福系教授，從事婦女權益工作的。他家外勞來跟我們求助。我一聽，原來很多外勞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僱主是誰，因為有些是被轉了好幾手的。她的情形是：做很多事情，從未放過假。在這些外勞眼中，臺灣的街道完全陌生，只認得住的社區，和倒垃圾的路線。這個僱主的家是公寓房子。她說沒有休息過，每天都做惡夢。我們問：「妳到底忙些什麼？」她說：「公寓房子並不大，但僱主叫她一天打掃三次，不讓她閒著。中午也不得休息。」僱主也有一對雙胞胎小孩，帶起來很累人。先生人比較好，先生在家，太太不在時，會問她想不想家？讓她打長途電話。可是太太在家時，先生就不敢了。家裡還有一個外婆（太太的媽媽），也幫忙看著她。她唯一有空的時間，是倒垃圾時。有時順便打電話回家。外婆會問：「平常倒垃圾五分鐘就好，今天怎麼花了十五分鐘？」她據實回答，外婆會說不行！
根據我觀察整理，外勞整天的生活，有些是語言暴力：罵；有些是肢體暴力：打；有些算性騷擾。在性騷擾上，大部分是被照顧的老人騷擾，可能老人比較不能控制。在這方面有些外勞會接受，算是職業上的犧牲。從這點上，我想問：「我們需要讓一個外勞做工作時，這樣被踐踏嗎？」同樣的，如果用的是本地勞工，僱主就不敢。也因為外勞不熟悉自己的權益分界，也不清楚僱主的身分、姓名…… . 等等有關。外勞被性騷擾或性侵犯都有，比例上，則是一般虐待比較多。最普通的是沒有休息日。
另外是仲介費很高。僱主一般以為仲介費是他們沒辦法改變的，其實僱主可以跟仲介公司談判。仲介公司怕僱主，不怕外勞。從商業行為來說：「顧客至上」，外勞才是仲介公司的顧客，因為付仲介費的是外勞。到現在為止，如果不是工廠幫傭，菲律賓的仲介費比較低：大概九萬到十萬元。印尼跟越南的仲介費比較高：高達十五萬到二十萬元。這些費用經由我們民間團體吵出來，現在勞委會有規定：第一年每個月服務費一千八百元，第二年降低成一千七百元，第三年是一千五百元。全部加起來應該是六萬元。如果按照法律走，外勞仍能負擔，可是大部分仲介費都違法超收。這跟他們的國家，政府管不管事有差別。菲律賓會把多收仲介費的公司，列入黑名單，以後不能再到菲律賓申請勞工。所以，菲律賓外勞稍微受到保護，仲介費比較低。而印尼跟越南二國的政府根本不管事。所以仲介費對外勞來說，就是金箍咒。
另外，僱主和外勞彼此不信任。僱主怕勞工逃跑、虐待小孩，裝很多監視器；勞工怕僱主合約未滿，將他們送回國。他們的仲介費，很多是欠債的；或是抵押家裡的房地產來的。合約沒滿就被送回國，仲介費回不來，就完蛋了。當外勞看到僱主有可能送他們回國，或太過苛刻無法忍受，又需要賺回仲介費，惟一的方法就是跑！因此，如果仲介費不那麼高，會讓僱主跟勞工，彼此比較有轉寰的空間。比如說回國去，可以再來嘛！問題是高額的仲介費無法調降。這種現象，如果透過僱主去跟仲介公司談，其實可行。但是即使仲介公司違法，大部分僱主仍不會出面去談。
這是一般幫傭或監護工的情況。政府所訂的法律，其實並沒有保障到外勞的生活尊嚴，或工作條件。有些法律是需要改善的。我記得剛到中心時，勞工更慘。外勞根本不敢申訴，都沒有求助案件，表面看來外勞沒有問題。後來有些來跟我們求助，但不敢向政府講。看那時的法規規定：如果僱主或外勞不滿任何一方，去申訴或求助，政府通過審核，不管是哪一方有錯，就是各打一百板；也就是，把外勞送回國，合約就算結束；僱主也處罰，以後永遠不得雇用外勞。在這種法規下，勞僱雙方都不敢吭氣，因此逃跑的案例也很多。我們向勞委會反映法規不公。政府審議案例時，應該查清楚是誰的錯？如果錯在外勞，法律也站得住腳，就讓外勞回國。如果錯在僱主，外勞沒有違法，不能將她們遣返，要讓她們有轉換僱主的機會。當時的勞委會謝深山主委，接受我們的諫言，法律有改善。但是在勞工部分，還需要握有證據才能申訴。工廠勞工證據比較容易收集，在家庭私領域比較不容易，但是有改善。
在我們中心有一個案例，僱主是基督教家庭，他家的外勞被快八十歲的老先生嚴重的性侵犯。靠鄰居幫助收集到證據。僱主被判需要賠償。所以那位外勞拿到了賠償金。這樣受到性侵犯的外勞，她在家庭中處境很危險，卻沒有地方可送，都放到警察局的收容所。這點上，我們覺得外勞是受害者，並非罪犯，放置到警察局不合理。
在汐止，有一個很離譜的案例，是鄰居舉發的，也是被性侵犯。僱主夫妻算是病態。他們用了外勞之後，將家裡當成應召站，把他們的男性朋友叫到家裡來，跟外勞發生性關係，僱主收錢，還在旁邊看。被隔壁鄰居倒垃圾時看到，覺得太過份，去報警。後來靠警察跟鄰居幫忙，提供證據，證據確鑿。這是公訴罪，外勞要留在臺灣等判決，前後共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其間，外勞就被放到警察局的收容所，也沒有行動自由。
這一部分，從人權角度看，根本沒有保障到弱勢的外勞。我們便聯合向勞委會抗議，要求需要有公辦民營的庇護所。我們本地婦女受家暴時，有中途之家收容。外勞在勞雇關係結束後，根本沒地方去。教會在中壢、高雄有「希望職工中心」，是靠教會用自己的資源，去募款在做。但是我們覺得，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不能讓教會自己想辦法支助勞工。我們向勞委會反映這些情形，也透過國際團體，雙管齊下。勞委會前年正式通過，公辦民營庇護所條例。大部分委託天主教會，跟基督教會辦理。現在在臺北，我們有一個公辦民營的庇護所。所以需要改善法規，才能造福更多人。
在今年（九十二年）七月時，有分會員工打電話來說：「修女，立法院臨時會議，有跟外勞相關的法案要審！」果真不錯，有一個案子是：關於自由貿易港的；就是在臺灣劃幾個自由貿易港。這件跟外勞有關，因為臺聯會提議：讓基本工資調降，跟基本工資脫 ~#Ue047 。這樣下來外勞會更慘。在有法規保障下，外勞還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再與基本工資脫 ~#Ue047 ，就是勞動條件更低；也會影響到本地所有受雇的人。本地勞工失業將更嚴重，薪水也將減少。我們便去立法院抗爭。教會跟工會團體結合起來，去抗爭，去立法院遊說各個黨團。那次經驗，我才知道，各個黨團的立法委員，對要通過法案的內容，都不清楚。我們去分析給他們聽：法案對外勞造成的影響，跟對本地勞工負面的影響。聽完，他們嚇死了。我們說：原來你們是臺灣所有勞工的罪人！工會還是有力量的，親民黨的林惠官立委（工會立委），聽我們說：外勞受到影響，本地勞工也會被波及。他願意出來為勞工講話。所以這部分，在臨時會議保住了。
這次經驗，我知道從個別來做影響有限，還是得從法規跟制度上去改善，才能造福很多我們不認識，但在同樣處境的人。讓他們得到法律保障；得到比較安全的庇護；或是能有公平的機會。也就是小會講的：「促進公平正義的社會。」其實，我們也都有影響力。我們可以打電話給民意代表，或是立法委員。他們不甩外勞，可是會甩我們這些選民。在這個社會上，所有努力奮鬥的人，不管其國籍、膚色、階級，都應該是有價值、有尊嚴的。我們的社會制度跟福利，也應該保障到所有的人。這應該是一位基督徒基本的使命。一般人會分裡外，人權標準是雙重的，優先照顧本地人。在這上面，我覺得基督徒則應該是一致的。我就分享到這裡。
戴台馨：
很不簡單啊！韋薇常常這樣挺身而出，為勞工爭取權益，其間一定有很大的壓力。現在各位可以提出問題，或是分享自己特有的經驗。
回響
慧 群：我有 一個經驗。去年我參加一個國際性會議，與會者來自二十幾國家，有牧師、神父、修女、教友…… .. 等等。碰巧分組時，我被分到勞工關懷組。以前我對勞工的印象，停留在很粗野的那種人，對他們不會投入或同情。在那個組裡，我是少數的幾個中國人，便成為地陪。我帶領他們去參觀一些勞工的地方，由我帶隊，其實只因我知道路。其中，也去過中壢的「希望職工中心」。參觀過後，不禁鼻酸，他們真的很慘。那時很震撼，自問：「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如果不是親眼看見，只聽人講，或看圖片，一定會認為是假的。後來我們最後一站，到台北市政府一個關懷外勞的單位，有機會知道得更多。如果不是因為親身接觸，我們不會知道外勞有這麼多問題。我們應該將這些訊息，向社會大眾多多宣導。
佐人：我時常到新竹玩，當地一個傳教士說：「家境比較好的原住民，都將小孩送到平地念書。留在山上的，家境很差，也沒有工作機會。」想請問修女，妳們中心做的「原住民就業輔導」，他們會在哪些環境裡工作？
修女：這種輔導上，我們分成二部分。在台北工作室，工作人員負責的範圍，是大台北都會區，包括基隆、台北縣市、桃園 …… . 等地。這些原住民，大部分是早期從花東來的。花東的山地，政府沒有劃為保留地，很早就歸屬當地原住民。原住民以前以物易物，沒有金錢觀念。的確容易被騙。漢人請他們喝酒，就賣地，一塊地賣得幾十萬元，高興死了，天天請全村人喝酒、狂歡，二、三年就花光了。西部的新竹、復興鄉山上、南投山上，都有山地保留區。雖然土地價格不好，但至少保留了寸土。花東地區的原住民，早期做的是遠洋漁業。後來業主改雇大陸或東南亞籍漁民，他們就失業了。不少人去西部做礦工，基隆的海山煤礦災變，就有不少原住民死在裡面。後來的一波，做的是營建工。
這些在大台北的原住民，約有十多萬人。他們回去花東已經沒地了，只有一間空屋，也沒有工作機會。他們的擅長，就是在都會區做營建工、模板工，比較專業的技術沒法勝任，因為牽涉到教育程度。經過我們調查： 30 歲～ 40 歲，五分之一的人是小學程度。 40 歲～ 50 歲，二分之一是小學程度。 50 歲～ 60 歲，五分之四是小學程度。 50 歲～ 60 歲是失業率最高的一 ，他們被外勞取代了。
政府一直有重大工程在進行，勞工應該還是有工作機會。可是廠商一定是雇用最廉價的勞工，一個外勞工資一萬五千八四十元。原住民如果拿這等工資，是付不起學費和房租的。也因為他們不會使用現代的就業資訊，不會看報紙上的公告。廠商也鑽漏洞，公告刊載在小報上的小角落。我們向政府建議：有資訊時要通知我們。我們透過超越各教派的教會，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經由教會系統，讓原住民知道工作資訊。我們還需很辛苦地通知、做確認。原住民在都市不大會找路，工地又常在很偏遠的地方。我們的工作人員常被放鴿子，他們沒有準時報到，但八年來這情形已大為進步。
勞工受雇前，廠商要考試。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需全程盯牢，以防廠商在各個環節作弊。曾經在考試時，問原住民會不會英文？因為使用的器材是英文說明書。不會的不行！我們抗議不公：外勞也不會英文呀！也曾經問過：會不會打電腦？我們收集這些理由，累積起來，送交勞委會。質詢：我們的大學生，有多少人能講流利的英文？會打電腦的人，去做祕書了，不會要做工！我們透過媒體，開記者會，一公布，原住民立委會注意自己的選票，向勞委會施壓，勞委會把關就會更嚴格。靠這樣運作，如果一批需要幾百個工人，我們可以推薦幾十人上去。這樣零零散散下來，我們可以幫助一些比較認真的勞工。也有一些廠商，很信任我們，要我們做篩選。這些勞動工作很辛苦。山地的有錢人，將子女送到平地念書，就是希望子女以後從事行政工作。
在山地，愈小的學校分工愈少，一個人要兼任很多工作。 山區 老師能力也有限，事倍功半，倒楣的是學生。城鄉差距很大。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我們在南投縣埔里有一個工作站，用了四位原住民，也都是災民。我們覺得這個方式，可以幫助他們的家庭。大學畢業後，願意回饋部落的年輕人也不多。過去我們向文建會申請一個方案，要在中正村教部落的人用電腦上網。一般學校中，教育部有很多補助。山上的學校有很多電腦，可是因為欠繳水電費，沒有電，電腦不能用。不然就因電腦出問題，服務公司三個月都不去修理。一期三個月的方案，計劃就得重新來過。在山上，這些師資、資源，缺少一個制衡或監督的團體。這些環節，我們有時會反映給政府的執政單位。有些山上小孩，到小五還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些教友，譬如台中聖母聖心會出來的孫台華修女，我很佩服。她現在在蘭嶼，一直都是做原住民地區的教育工作。到過南投，到過台東達仁鄉大武國中，再調蘭嶼，都是很偏遠的地方。她任勞任怨。原住民的老師反而不認真。她說：「修女妳看，這邊是靠我們漢人撐起一片天！」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幾十年來已經變成一種文化，要去改變，可能需要相對的二、三十年，去建立另一個優質文化！
淑美：我們常覺得自己很盡力地做個好基督徒，可是天主的召叫，真是每人不同。在自省時，我們會自認對天主的審問繳白卷。在勞工這部分，我的關心度真的很低。譬如說，在公司我對出版部同仁，會用愛的方式領導。但是對倉庫的人，或司機，就不會想去關心。我能完全體會慧 的感受。我曾聽 李家同 老 師分享，他在做社會服務時，其實心理有些害怕，害怕去接觸真的很慘很慘的人，也就是最小最小的兄弟。有機會碰到時，真的很震撼，就一直哭一直哭，因為他心中已經受不了！另外，我聽到雙重標準，覺得很可怕。可能自己不小心時，也會犯下，在潛意識中就有雙重標準。最後想請問，妳們的工作，對不是妳們中心的旁人，怎樣去幫忙？
修女：當然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像外勞部分，我們要突破觸角，當然是冒險。但是我鼓勵年輕的學生，去接觸一些不曾碰過的生活環境。每一個文化都會有偏見，有盲點…… . 等等。心中有偏見，你找一百個理由，也改變不了那個人。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鼓勵他親自接觸。如同慧 群看到「希望職工中心」的情形。第一次接觸，看來當然非常難過 。可是這正是成長過程中，會碰觸到的自我脆弱點。以前我看到一些調查表，覺得很有意思。不管是問到外勞或是原住民，認為外勞會犯罪、會影響治安、很可怕的人，都沒有直接接觸過外勞！其中傳播媒體很重要，民眾的刻板印象，就是從它而來。
原住民給人的印象也一樣。認為原住民愛喝酒、會有負面行為的人，都沒接觸過原住民！反而，有外勞朋友，或有原住民朋友的人，會覺得他們很可愛，有他們的價值，不會對他們產生恐懼，不能信任！我現在在東吳大學，開一科「原住民社工」課程。現在大學希望有實務經驗的人去教書。在課堂上，看著幾十位學生。我問：「你們有沒有接觸過原住民？」差不多都沒有！少數幾個是因參與原住民社團。因此，我至少會安排一天，讓他們到都會區原住民聚集的地方，去跟他們來往，讓他們做報告。
另外，我們可以做的，其實蠻多的。有時我在輔大也跟神父們講：「我不希望你們全都來做勞工服務，但是在輔大這個教育單位，如果讓學生有瞭解弱勢勞工的經驗，可以從一個弱勢者的角度，去幫助別人！」以前，艾立勤神父在企管系教「企業倫理」，他讓我有一堂課，由我們中心的人去講「職業災害」。因為工廠的管理階層，常常為節省成本，該做的職前訓練，都沒做好，才會出意外！也為了省錢，取消很多應該有的安全設施。工廠中，勞工沒有影響力，管理者叫他做什麼就去做。當意外發生時，是勞工在現場。如果管理階層重視機器維修，或安全措施，就是造福勞工。學生上過這類課程後，對這些事情會有比較清楚的概念。從此，看事情會比較多面向。每個人就可以在自己崗位上做奉獻！
胡神父：我們今天在這裡講公義跟人權。法律上講到公平，人權則需從信仰實踐。基本上，公義是你能為弱勢的人，犧牲自己的權益，為他們的人權付出。今天的主持人戴台馨，做了很好的事情。在她的位置上，將信仰完全實現，為殘障的人爭取讀大學的機會。因為她，我們系裡有一個腦性麻痺的學生。這類學生，對我們老師很辛苦。平時，在半個小時，我們可以照顧到四、五十個學生。為了這個學生，單他一個人，也得花上半個小時。還好我是神父，可以做得到。當我們自問：「我可以為小會做什麼？」我覺得她做得很好！她在任內，開始辦「教學研討會」，李鐵民從小會基金孳息，捐一筆錢贊助她，小會就該這樣！
我聽到很多臺北縣的本堂神父反映：「他們知道的勞工，根本不得休息。到假日，連飯都沒得吃！」我們便想法子，假日供給飯菜；也反映給廠商。我建議小會的基金，跟基金的利息，可以應用去支持一些個案。
今年聖誕節我會到山上，不在小會。因為在九二一大地震時，美國有一個年輕人組織的樂團，正好成立。那 中國人小孩，召集一些外國人，為臺灣賑 災募款義演。他們說：「三年了，派人來臺灣看看！」他們要看看重建情形，同時也再募款。這個團體中，有我妹妹的小孩。
現在我們宗教系，已經有了三個原住民服務中心，要跟他們合作。災區很多原住民小孩很窮，甚至繳不出營養午餐費和學費。他們也要為這個募款。宗教系辦了「與山共舞」的活動，師生要一起去山地。我們兩個團體，要在輔大辦一場慈善音樂會。
音樂會的基本聽眾已經找到了。 唐鴻芬 老師有二堂「音樂賞析」課，她讓學生一學期，至少要聽二次音樂會，一次要在國家音樂廳，一次不限制。我們這場音樂會，就算給學生的一次機會。我們要辦摸彩，一張彩卷十元。我替這場音樂會，正式邀請小會的朋友。
每年聖誕節，小會會問我要什麼禮物？今年，我希望小會可以提供一個大一點，對學生有吸引力的摸彩獎品，響應這個活動。
戴台馨結語
我想神父的提議，可以掛到小會網站，並且強調胡神父已經開口了，大家想辦法捐獻，當成今年的聖誕禮物。通常有特定目的的捐款，會比較容易募到。謝謝韋薇的分享。希望由此，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生活中如何回應這樣的精神？謝謝大家！
目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