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袁國柱神父，耶穌會士，一九二七年生於西班牙Bilbao。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其後又幾經波折，終于在一九五九年來到台灣定居。往後四十年裏，他為台灣各地的學生奉獻出全部的熱誠和生命。袁神父一九九八年因血癌逝世，讓我們痛失良師益友。明年是他逝世十周年紀念，他幾十年來教過的學生，從台灣到世界各處搜集文稿，要為他出一本紀念刊物。我將這一篇獻上，為感謝袁神父，給我信仰上的培育，使我能終生受益。
大前年退休後，想把四十五年前學的西班牙文溫習回來，於是買了一些自修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卻難以將深埋腦海的外語挖掘出來。正好社區大學開了西班牙文班，我就去報名上學了。老師是一位來自墨西哥的女士，四十開外，年輕時是國家隊的劍擊選手，性格非常明朗，充滿活力。不到一學期，我就感覺那塵封已久的異國文字，開始在我內鬆動了。
有一天，在那沒有任何窗戶的教室裏，正當墨西哥老師興高彩烈地教著，我聚精會神地聽著的時候，忽然感到有陽光照射進教室來。怎麼回事？時空倒錯，剎那間回到了台大。我正坐在文學院一樓的教室裏，是袁神父正在台上賣力地講課，誠摯的臉上帶著微笑，額上還冒著汗珠。這個下午，窗裏窗外都是陽光，好不教人身心愉快。在這個時刻忽然冒出時空倒錯四十五年的感覺，很讓我吃驚。事後仔細想來，兩個教室裏的我，唯一不同的是，在袁神父的西班牙文課裏，我總是坐很後排，因為，當時班上黑鴉鴉一片都是外文系的，只有我一個是理學院來的學生。但是現在上課，我總是坐在很前排，因為今天班上大半是二十來歲的小年輕，而我不但髮蒼蒼，視茫茫，就是連耳朵都不甚靈光了。
認識袁神父應該是在一九五九那年，剛考上大學的暑假。好友李天慈要去伯達書院聽道理，邀我一起去玩玩。李天慈一家原本都是基督教的，我現在怎也想不起來，當時她是為了甚麼具體理由，要自己一人去改教。我們家原本都不是任何教的，抱著去看看的心理，我就和李天慈一起去袁神父那兒聽道了。那時的袁神父才來台灣不久，中文實在不靈光，和他對話確實是很好玩的。我和李天慈又都愛耍嘴皮子，一邊聽道理，一邊就樂得前仰後合，那真是我們年輕的一段美好時光。雖然有時難免有點作弄人，但純潔的我們絕無惡意。那時，袁神父常是耐心又窘迫地望著我們，感到難以對付。因此，我相信，當年我們無計不施的口舌挑戰，對他日後中文的快速進步，絕對是功不可滅。但不久，李天慈準備完畢要受洗了，往後就只剩下我孤軍一人，我決心繼續要用孔孟、老子和袁神父辯論。就這樣，我依然每星期去較勁，又過了大半年，神父開始用幻燈片給我講耶穌生平。不知何時，是現場袁神父講道的認真，還是幻燈片裏耶穌講道的認真，或竟是兩者同時，慢慢開始打動我的心。即便到四十七年後的今天，我還能看見，在伯達書院那小小的塌塌米房間裏，幻燈機把屋子弄得有點熱，袁神父額上冒著汗珠，雖然面帶微笑，態度卻很嚴肅、很仔細地講述著耶穌的生平，我也開始投入其中，變得十分專注。我終於在一九六○年底，不顧家裏的反對，也令許多老友吃驚，領洗了。從無神的生活進入到新的生命，從叛逆到皈依，徹底改變我的，就是袁神父和他宣講的基督所表現出一種對人對事的「認真」態度。
其實，我接受袁神父的直接輔導，也不過三年。他調到台南之後，我就很少見到他。也許，一共也只有兩次吧！一次在台南勝利路，另一次是多年後在台中磊思。出國前後那幾年，我們還寫過不少信，但總括來說，接觸還是相當有限。即使如此，袁神父在我大一到大三，給我宗教上的陶成卻是非常堅固的，也許那時我的可塑性也正高。雖然，他對我說過那些話，講過那些道，現在早已模糊了。但是，他對教書和講道的認真，對做一個堅定的修道人的認真，對待人接物和言談行為的認真，在我的心裏，留下了永遠的感動。就像多年不見的朋友，名字雖然忘了，面孔一樣熟悉。又像很久不唱的老歌，歌詞雖然忘了，調子依然清晰。表面上的東西，會隨著時間淡化糢糊，骨子裏的東西卻越久越鮮活。
人生不也彷彿是個大教室？在不同時期，不時會走進新的場合，和不同的人，或是不期而遇，或是擦肩而過。有時我當老師，有時我是學生，有時我只是一個過路的旁觀者。一生中，有人成就了豐功偉業，有人選擇了默默耕耘。但不論我是走甚麼樣的路，總是不斷在和人接觸，總是不斷地面臨新的事物。我願意常能以真誠的心，去對待每一個人；以嚴肅的態度，去面對人生各種境遇；以堅定的意志，去追求我渴望的理想。同我的啟蒙老師袁神父一樣，在你我經過的教室裏，能不經意地就灑下一片恒久的陽光。即使在時間沖淡了記憶，歷史都無從考證時，那些真善美，屬於永恒的東西，還繼續給人們心裏帶來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