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八年以來，我曾四次路經北京的王府井天主堂，因來去匆匆，均不得其門而入。這次住的旅館恰在王府井附近，於是剛下飛機，放妥行李，立刻直奔教堂，或許是剛下過雨吧，大街不似往日喧囂。許多年輕人正開心地滑直排輪，幾位觀光客在聖若瑟懷抱小耶穌的雕塑前相互拍照留念，恍惚間還以為是在歐洲的某個城市呢！教堂的廣場上亮著夜燈，柔和的光影，使出遠門的我感到很溫馨。二千禧年時，天主堂配合道路拓寬，把庭院整修的美侖美奐，教堂立即成為王府井最亮麗的重點文物。我走近教堂大門前，尋找彌撒時間表，赫然發現牆邊躺著幾位遊民，他們用破舊的棉被將身子裹成圓筒狀，真不知薄薄的舖蓋，如何抵擋北京夜裡的蕭颯寒風？第二天清早，教堂大門前的遊民已不知去向，廣場卻成為老人活動練身與遊客集合乘車之處。
天主堂平日上午有兩台彌撒〈六點半與七點〉，主日多一台〈八點〉，星期四明供聖體，週末有拉丁彌撒。記得小時候，常對著神父的背影出神，如今懂得聖祭禮儀的內容，參與拉丁彌撒，反有重溫舊夢的喜悅。神父每日的證道也很精采，條理分明十分生活化，並以聖經新舊約的記載相互印證、對照說明，旅遊在外，能聽到這樣的教導，真是有福。我離開北京那天的彌撒後，本堂神父還殷切地交代教友：「務必為福傳祈禱、作刻苦，為德肋撒修女封真福、為教宗的聖職與他的健康祈禱……」。閱讀由河北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辦的「信德」期刊，知道神父們均以身作則帶動教友行愛德，為讓更多人認識基督，使福音廣傳，每個堂區都積極的活動起來。神父不忘「榮主救靈，服務人」的使命，並鼓勵教友參加公益活動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吧，平日彌撒總有數百人參加，主日彌撒，除了一千多個滿位，教堂後面的空間也都站滿了人。
王府井天主堂又稱東堂、聖若瑟堂，在北京教區屬第二〈第一為南堂〉，這座教堂雖坐落鬧區，但因佔地寬廣進深很大，因此顯得格外幽靜。教堂的正面有三個拱門，屋上的三個小圓頂立著三個十字架，牆面由深灰色的石磚砌成，中間有一副一九○五年刻的對聯：「庇民大德包中外」，「尚文洪勳冠古今」，橫批是「惠我東方」。教堂內部十分寬敞，祭台上方是一幅小耶穌依偎著父親的油畫像，父子親愛之情自然流露，很令人感動。兩側對聯是：「病者之仰望」，「苦者之安慰」。祭台左邊供奉的是耶穌聖心像，對聯是：「傾流寶血點點恩波」，「披示慈心焱焱愛火」。右邊供奉的是聖母像，對聯是：「我等奔爾台前為我等祈」，「呼瑪利亞無原罪之始胎」，恭讀這些字句覺得很有意思，記下來與大家分享。
東堂是羅馬式的建築，特點是，穹頂都是圓線條沒有稜角〈尖頂的是哥德式建築如北堂〉。右側原有一講道台，後來拆掉了，大堂內有三根大圓柱因木材腐朽而改為磚柱〈外表看不出來〉。彌撒後恰巧聽到神父的介紹，才知建堂史竟如此曲折滄桑。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的一個支派，北京的房山景教十字寺，現在只剩下殘破的地基、石碑與大樹了。自馬可波羅將他的東方見聞帶回西方後，歐洲傳
教士就陸續來到中國，他們建立了最早的北京教區。由於景教與天主教的信徒，大部分都不是漢人，有許多是蒙古的皇室貴族，所以元代滅亡明朝興起後，天主
教、景教即逐漸消聲匿跡。神父說，簡單的傳教史可由明末耶穌會士利馬竇神父開始，直到現在。那時，許多耶穌會士為朝廷服務與皇帝的關係良好，天主教因此受到清政府的保護。一六五五年，順治皇帝賜宅院予神父，神父即在此地建了東堂，奉若瑟為主保。
一七二○年地震，教堂倒塌，次年葡萄牙國王贈款擴建成一座大教堂。湯若望、南懷仁等耶穌會士都曾在此住過，郎士寧修士亦為教堂繪製了多幅聖像畫。一八○一年，由遣使會〈農村傳教會〉士接管，數年後慘遭火災及廢堂命運。一八八四年田主教募款重建，一九○○年再次被焚毀。一九○五年，法國人將庚子賠款捐給教會，希望還諸於民，於是東堂第三次重建，即現在的規模。文化大革命期間聖殿當作倉庫使用，故損傷不大。一九八九年，聖誕節前夕重新開放。二○○五年是一百年的堂慶，神父說將舉辦一些慶祝活動。
記得二○○一年我在北京的那個主日，大雨傾盆，好友一家人陪我至南堂〈無玷始胎聖母堂、宣武門堂〉參加感恩聖祭。我們先通過一個似佛教寺廟的山門，再經過聖母山、穿過月門，才進入神聖莊嚴的大殿，一排排的木椅中竟跪著好幾千人。朋友們雖是佛教徒，但與我一同恭敬的祭拜天主，毫不馬虎，使我十分感動。彌撒後，我們參觀了這座記載有曲折建堂史的歐式大教堂。一六○一年，皇帝特准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留在京城永久居住後，他們立即購地置屋於此，熱情地將西方文化、科學知識與基督信仰介紹給中國人，廣泛地與士大夫等結為朋友，積極展開福傳志業。一六一○年利瑪竇神父病故，接著南京教案爆發，政府禁教，南堂被封。因徐光啟先生舉薦耶穌會士參與政府修曆大業，南堂才又獲准恢復正常的宗教活動。湯若望神父在朝廷的表現極好，也把握機會對皇族及其周邊的人宣教，並在紫禁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
明亡，清廷對這位通曉天文曆法的湯神父十分禮遇，特以滿文：「恩許安居……不可滋擾 ……」詔諭天下。尤其順治皇帝對神父更是親愛尊敬，時常向神父請益，是南堂耶穌會院的常客。順治皇帝不但賜地、賜銀建堂，並於一六五二年聖堂落成時，御筆親書「欽崇天道」、「通玄佳境」匾額，又親書南堂《御制天主堂碑記》以為紀念〈碑文已模糊不清〉。順治皇帝去世，湯神父不幸遭奸臣參劾入獄，南堂一度被毀，不久出獄，卻中風病逝，享年七十四歲。康熙皇帝當政後親自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其「通微教師」的稱號，並重新修墓立碑補行隆重的葬禮，獲得空前的榮耀。康熙皇帝亦曾兩次親臨南堂看望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命侍衛大臣叩拜天主，並命懸掛親題的「萬有真原」、「敬天」匾額。一六九九年康熙皇帝為南堂作了一首詩：「森森萬象眼輪中，須知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順治、康熙是文化素養很高的皇帝，由他們御筆親書的文字可知，耶穌會士在中國宣教是多麼的成功。他們為天主而謙卑自下、竭盡所能的奉獻一切，不但使傳教事業得以順利發展，也使南堂成為當時北京城著名的朝聖地。後來接連兩次的地震使教堂又遭損害，康熙皇帝賜銀修建，並親題長聯與匾額。之後的禮儀之爭使清朝皇帝明令禁教，但北京城東、西、南、北四大堂的神父仍可自由舉行宗教儀式。
一七七五年耶穌會被迫解散，暫時結束了在中國近二百年的服務。同年南堂失火，珍貴的匾額、對聯，與耶穌會士郎士寧的繪畫全毀。極喜藝術的乾隆皇帝特頒庫銀整修，並照樣題字使南堂恢復舊觀，一八三八年由於管理不善使南堂又遭查封。鴉片戰爭，迫使清廷將南堂歸還並重新開堂，北堂、西堂、東堂亦相繼恢復，一九○○年南堂又被義和團焚毀。八國聯軍使清廷簽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庚子賠款使南堂於一九○四年獲得重建。文革期間幸未被破壞，現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聖堂內部是仿拉丁十字型的設計，祭台前是聖母像，左右兩邊及兩側分別掛著耶穌、若瑟，與十四張耶穌受苦受難的油畫像。彩色玻璃窗、巨幅聖像畫、高大的圓柱、閃亮的水晶吊燈、聖像兩旁的對聯，與滿堂的教友，包括許多外籍人士等，都令我印象深刻。
趁秋高氣爽的好天氣到北京城郊，參觀羣山環繞的千年古剎潭柘寺及塔林、以奇松聞名的戒台寺、及有珍貴明代壁畫的法海寺。意外的是，同行的竟是教友生活周刊的社長林耶明、劉湘羣夫婦。之後同遊圓明園，觀賞西洋樓、大水法等遺址，又發現林社長的許多過人與有趣之處，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第二天參觀五塔寺的石刻藝術博物館，其中展出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耶穌會士湯公之墓」」「耶穌會士南公之墓」等墓碑拓本，以及放置在室外的三十五尊神父墓碑〈蔣友人等〉。館方附簡介如下：『耶穌會士墓碑陳列說明：「耶穌會是天主教修會之一……。基督教各派曾在唐、元、明、清四次傳入我國。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義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進入中國，標誌著天主教第三次在中國傳播開來。本展區是以年代順序陳列……他們在中國傳教的同時，將西方的一些近代科學知識傳到中國，並把中國古老的文明和科學帶回了歐洲 ……」』。
教堂建堂的曲折，令人難以置信，傳教士在北京的傳教史，更是艱苦滄桑。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郎士寧、等耶穌會士，功在朝廷，他們如身居前線的將士，以自己的專長，盡心盡職地為中國朝廷效命，忍辱負重，甚至犧牲了生命，他們為後方各省傳教的兄弟姊妹，贏得皇帝的明令保護，實在功不可沒。文化大革命是時代的悲劇，使傳教士在北京的墓地被平毀，而今這些殘存的墓碑卻成為被保護的石刻藝術品，使我不禁為之黯然。回家的路上，想到北京的教堂、神父、教友與福傳事業，才逐漸轉憂為喜。傳教士為「愛」、為「完成使命」，犧牲到底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他們所流的血汗如同信仰的種子。「我栽種，阿頗羅澆灌，然而使之生長的卻是天主。」〔格前三〕。是的，中國教會的蓬勃發展，正可告慰傳教士的在天之靈。感謝讚美天主！願一切光榮歸於天主！
本文作者是北美初獻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