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渴望與徵兆：如何解讀
當代的渴望與徵兆：如何解讀
約瑟夫•洛博神父（Joseph Lobo, S.J.）
1 導論
第一位把「時代徵兆」這個名詞引入天主教官方詞匯中的人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在他1961年頒布的《人類的得救》（Humanae salutis）宗座憲章中說：「我們知道眼見這些邪惡實在令一些人心神沮喪，以致眼前看到的盡是黑暗，以為整個世界都已被它所覆蓋，別無是處。然而，我們樂意重新肯定對人類神聖救主堅定不移的信心，祂未曾放棄祂所救贖的世人。的確，我們遵照主基督的告誡，祂規勸我們甄別『時代的徵兆』（瑪16：3），在鋪天蓋地的黑暗中看出仍有許多跡象，似乎提供給教會和人類一個更美好的世代來臨的預兆」（人類的得救4）。
2 一般來說哪些是時代的徵兆？
從基督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時代的徵兆有三個類別：原始的，常在的，個別的。基督降世這個事件整體來說乃是「原始的時代徵兆」，也就是說所有其他的徵兆都必須根據這個原始徵兆來詮釋。至於「常在的徵兆」則有兩種：受造物本身（它指出天主上智的安排）和人類歷史的過程（它顯示天主繼續不斷地臨在其間）；最後就是「個別的徵兆」，它指的就是特殊歷史事件，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為能確認並接納這些徵兆的真義，必須進行分辨。受造物本身和太平盛世時期可能比較容易彰顯天主的聖意安排，但經歷苦難時期通常要求我們對世態進行社會層面和個人內在的反思，這樣的反思引領我們懺悔和凈化自身。
為能認出時代的徵兆，就需要了解聖神的用語，祂在時代的變幻中說不同的「言語」。這些言語可能是一陣微風，一道明亮的晨曦，或神聖的藝術家造物主以其最美好的方式把自己彰顯在一片繁茂的綠野中。從另一方面說，我們也可以在窮人的哀嚎中，在病患和臨終者寂靜的呻吟中，在被困移民的失望中，在遭受迫害的大眾的反抗中，在備受剝削的大自然對生態被糟蹋而引發強烈反彈的現象中，或在我們內心深處感受到的重大催迫中，聆聽天主聖神的呼喚。因此很明顯地，在努力辨識聖神言語的過程中，默觀和分辨的功夫必須輔以來自人文科學和信仰的洞察力。
有幾位教父，如大巴西略，精修聖人馬西莫和奧斯定，都極度重視解讀受造的大自然，好能認出天主的智慧及其要傳達給人類的訊息。教父們鹹認為《聖經》和「大自然」是給我們揭示天主的兩本「書」。
教宗本篤十六世也在世界和教會身陷的危機中發現了「時代的徵兆」。他認為危機本身是痛苦的，甚至是殘忍的，但也能是建設天國的良機[1]。此外，本篤十六世也使用「末世現實論」（realismo escatologico）的說法，指出上主永續的來臨，對祂的來臨我們必須以憐憫的行為來回應[2]。
我們可以從為了解決個人和社會問題而誕生的新神學、釋經學、禮儀及信仰實踐中，辨認出對「時代徵兆」的某些回應。從另一方面說，這些新生事物的凸顯也可以是「時代的徵兆」，這個徵兆表明聖神特定的行動。每個時代的徵兆無不質疑彼時神學的內容、結構、結果和方法，也因此產生了符合時代需求的新神學。
3 了解時代和歷史
基督宗教信仰傳統通常區分時間(chronos) 與時機(kairos)之別，認為時間乃正常的時態運轉，時機則為「恩寵的時刻」或「實踐的時刻」。然而，在天主決定藉著聖子降生成人而進入人類歷史之後，這兩個時間基本上應被視為彼此相關：「時間」在「時機」內部結構更廣泛的意義上川流不息，於是「時機」賦予「時間」更深刻的意義。任何表面上出現的事物都在充滿天主恩寵的時機中產生更深遠的意義。那麼分辨這樣的深遠意義就等於解讀時代的徵兆。
這種檢視「時間」（歷史）的方式與任何探究「那真實發生的」（依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的歷史實證論有別。當時代徵兆出現在歷史某一階段時，那段歷史就變成另一不同的記號。
4 先知的徵兆
話語和具有象徵意義的行動是我們在聖經中看到的兩種預言的形式。有時候那些言語和行動似乎在勾畫一幅將天主擬人化的漫畫。其實內中蘊含著比外在所看到的更多的內容。阿布拉罕•若蘇厄•赫謝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精準地指出：「把先知神視所見的視為天主的形象或許比將天主的憐憫心腸當作祂似人的說法更為恰當」[3]。他進一步指出：「天主毫無條件地關切正義並非因為天主相似人。更好地說，人對正義的渴望乃是人相似天主的特徵」[4]。懷有憐憫心腸的天主也透過先知的慈悲心腸與人溝通。
最好是把聖經中的預言當作先知個人對聖神在他心中活動的詮釋，當作他在特定環境中內心所感受到的警示，而不是他對未來事件的精準預言。先知們之所以被接納，大底因為他們對當前事態局勢的見解，而非準確預告將來要發生的事。為此，即使他們預言的事沒發生，也不至於損及他們神秘經驗的真實性。預言表面上的失敗或天主許諾的沒兌現也可以是時代的另一種徵兆，這些徵兆喚醒人們反省，進而懺悔皈依。
5 詮釋的原則
權威的神學家們，包括解放神學的一些倡導者，提出詮釋時代徵兆的八個原則：
1）為能認出時代的徵兆，首先需要讓自己深深根植在信德上和他「那個時代」中。此外，也必須傾聽他人的經驗，尤其是歷史受害者的經驗。為能做到這點，非度友愛和關懷的生活不可。
2）一個本質上具有多層意義的歷史徵兆，它要表達的內容可能比特定環境中的某個人或某團體所能認知的更多。這一方面乃因為我們的存在和理解力有限，另一方面則由於不能把天主的啟示縮限為實證科學[5]。
3）俗世認為：是人類在賦予他所感受的一切事物意義。然而，在宗教的世界觀里面，造化的意義先人類而存在，它邀請人接納它[6]。「在起初已有聖言」（若1：1）：所有的存在其意義乃來自聖言並因聖言而存有。塵俗世界和宗教世界兩者之間的表面沖突，可以經由以信仰來承認並詮釋時代徵兆一途予以克服。「已先存在的」和「在歷史中產生的」這兩種意義是任何健康的神學的兩極。
4）識別並詮釋時代徵兆是純屬神學和靈修領域的任務。它遠超單純的社會分析。在這方面，它的重要前提是天主親自臨在人類歷史中。正因為如此，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邀請我們在當代諸多事件中，在當今人們的訴求和渴望中，辨識天主臨在和祂計劃的標記。
5）欲了解時代的徵兆需要辨識。除了基督降生為人這個事件之外，沒有任何時代徵兆，即便多麼正面，能自視為完全是天主的恩寵臨在於世界。罪惡與恩寵總同時存在於每個事件中。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也不能把歷史上的悲劇單純地詮釋為天主的懲罰。在希伯來基督信仰傳統中，要解讀時代的徵兆非得從天主救贖工程的角度著手不可。
6）關於如何了解天主救贖的訊息一事，希伯來基督信仰傳統無疑賦予了窮人和受壓迫者優越的地位。在聖經中，不論是以色列人出離埃及這件基本事跡，或是先知們的出現，或是亞納的頌謝詩，或者瑪利亞的謝主曲，乃至基督使命的宣報，從未忽略指出窮人和受迫害者的痛苦乃是天主自我啟示其救恩的首選之處。
7）在詮釋時代徵兆時，信仰、倫理和社會分析應三頭並進[7]。缺乏信仰的透視，社會分析將失落事實內部最深刻的意義，僅停留在現象的外表觀察而已。若缺乏社會分析及倫理責任，信仰將只流於虔敬的行為，其所能提出的也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答覆而已。當我們視時代徵兆為天主在人類歷史中的臨在並施展作為時，這些徵兆也具有末世的意義。時代徵兆乃為了歷史的終結而出現的，因此應該被視為影響現在的未來，它繼續不斷地給此時此地帶來新意[8]。
8）保祿六世教宗在他的《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宗座信函中托付給各國教友團體分析時代局勢的責任，並根據福音來了解這個局勢（參見手諭4號）。在這樣的分析和了解過程中，時代徵兆也可能以挑戰當代人的信仰體系、他們的宗教生活、對聖經的詮釋、神學的立場、生活的倫理規範等方式而呈現出來。比方說我們可以自問：「在奧斯威辛（Auschwitz）之後仍有神學存在嗎？」。
這類局勢如果被視為對教會生活的挑戰，就能激發人心和體制的反省與改變。
6 教會詮釋時代的徵兆
由於教會是天國有形可見的標記（參見《教會憲章》1號），所以詮釋時代的徵兆是教會的使命的一部分（參見《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號）。在這個詮釋的進程中，「天主子民，…在天主聖神的領導下，…致力於研討，在其與這時代人類共同的遭遇、需求及願望中，何者是天主的計劃，何者是天主親在的真正信號」（《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1號）。
為此，教會應「以適合各時代的方式」，設法「解答人們永久的疑問，即現世及來生的意義，和今世與來生間的關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號）。一般而論，教會這個角色與它所負的先知使命一致。教會的先知性特徵有兩個層面：宣講天國及與其相關的倫理，同時指正罪惡及偶像崇拜[9]。此外，教會作為時代徵兆的詮釋者，其基本任務就是做社會的良知，呼籲每個人和社會皈依。
教會的這個聖召始終給她招來反對和迫害。在提到這類處境時，聖奧斯卡•羅梅羅（Sant’Oscar Romero）說：「講道比較容易…,可是當我們要將之付諸實行時，沖突就來了…。事實上每位願意傳播基督福音的司鐸、會士或教友都將遭受迫害」（1978年7月16日講道）。「在發生如此可怕的謀殺事件的國家里，如果那些受害者中沒有司鐸，那就很悲哀了。他們是實際生活在人民問題中的教會的見證」（1979年6月21日講道）。
教會的本質乃天國的標記，因此當一個政府反對窮人時，教會必須協助政府修正並改變政策。與此同時，教會也不能忽略五旬節教派蔓延所展示出來的明顯時代徵兆，這類教派的某些團體甚至在最赤貧的人們中宣講繁榮富庶的福音[10]。群體赤貧的狀況要求人們、尤其是那些制造並使這種無人道狀況繼續存在的人發自內心的改變。從另一方面說，每個人的饑渴不僅僅限於食物、衣著和居所。關於饑餓，上主的命令是：「你們給他們吃的吧！」（瑪14：16）；關於口渴，上主的邀請是：「誰若渴，到我這里來喝吧！」（若7：37）。教會必須詮釋這些時代的徵兆並給以具體的答覆。
教會在履行其認知並詮釋世界時代徵兆的任務時，也不可忘記在自身的生活中解讀這些徵兆。教會是走向末世目標的旅途教會（參見格前13：9-10）。為此，它在旅途上所遇到的任何事物都處於發展與進步的進程中，而時代徵兆則是「進程的標記」，是天主借以向在世旅途中的教會說話的途徑。
7 降生成人的聖言是最終的標記
從基督宗教信仰的觀點看，降生為人的聖言是宇宙人類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最終「標記」，因為祂是原始和終結（參見默1：8；21：6；22：13）。神學家卡爾•拉內（Karl Rahner）把原始基督宗教信仰啟示的結束點從「傳統」所認為的最後一位宗徒的去世退移到耶穌的死亡。為這位神學家來說，「啟示以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覆活的耶穌的圓滿完成死亡而告終，也就是說，以十字架而結束，因為天主親自在十字架上義無反顧、一勞永逸地將自己許給人類歷史。除了祂的遺言之外，天主再也沒有任何要說的」[11]。
依納爵•艾拉古里亞（Ignacio Ellacuria）在他的徵兆神學中，對「常在的徵兆」和「其他的徵兆」做了重要的區別。「其他的徵兆」必須根據「常在的徵兆」來辨認。為他來說，「常在的徵兆」就是任何時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民，他們的「被釘在十字架」反映著上主仆人的被釘。洪•索弗利諾（Jon Sobrino）認為，被釘的人民乃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歷史中的真實臨在[12]。整個人類歷史都屬於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覆活的耶穌。祂把歷史從「世俗的原理」（哥2：20）中解放出來[13]。為此，任何地方出現具體的解放事件，就可以被視為某個別的時代徵兆，而此個別的徵兆乃是「所有時代的最後徵兆」的部分實現。
8 自然神學與歷史神學
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中，歷史重新取得了它作為「神學園地」的重要地位。從基督降生成人的觀點看，我們必須承認歷史固然充斥罪惡的扭曲，仍是天主施恩的時空場地。
歷史是「天主啟示的場所」，因此也是「神學的園地」，就如聖保祿宗徒在《羅馬書》第八章所提示的，超性的聖神就生活在歷史中。是聖神的動能使受造之物嘆息，渴望從短暫的生命中獲得解放。同一的聖神使人的精神呻吟，希望從死亡中獲得救贖；是聖神在我們內以「超越我們所能了解的方式」祈禱[14]。當然，是這位內在的聖神給以時代的徵兆，在看似沒有希望的局勢中給人心燃起希望的意識。所有這些徵兆可以詮釋為聖神行動的標記，祂繼續不斷地引領受造物走向重生。而我們則受邀懷著責任感與聖神的動力合作。
由於歷史是「神學的園地」，所以神學也應該是「公眾神學」，具有完全融入生活的特徵。之所以這麼說，乃因為歷史是整個人類共同的家，是屬於公眾的事。為此，一個「關心大眾利益」、「有大眾基因」、「公共實踐」的公眾神學，應該有能力解讀和詮釋時代的徵兆。但由於大眾事物本身沒有一件在利益和看法上是一致的，所以公眾神學在每個問題上經常遇到反對的意見。因此，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公眾的興趣只著眼在神學的研究本身，因為公眾所關心的事總應該在與聖經的對話中確定。
9 時代徵兆與宗教對話
下面我們要引述的文件突出了大公合一主義和宗教協談在分辨時代徵兆上的重要性，亦即需要發現天主「在當代人類共同的遭遇、需求及願望中」（《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1號）的臨在和計劃。梵二大公會議《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以下簡稱《非基》）領會到「天主的照顧、慈善的實證以及救援的計劃普及所有的人」（《非基》1號）的這份愛，並聲明非基督宗教也反映著神聖真理之光（參見《非基》2號）。從大公合一主義的角度看，梵二大公會議的《大公主義》法令（以下簡稱《大公》）確認所有那些「在聖洗內因信仰而成義的人，即與基督結成一體」，「理應被視為主內的弟兄」（《大公》3號）。
當我們解讀並了解各「時代徵兆」時，可以發現它們與福音之間可以有某種程度的相輔相成作用。「時代徵兆」以福音觀點來解讀，而福音若以與時代徵兆對話的態度來閱讀，則能重現其時代意義。福音作為天主向人類說的話，雖然以決定性的形式化身在基督宗教中，卻未曾中斷讓其他宗教傳統也看到聖言的標記（參見希1：1）。為此，一如我們引述的文獻所顯示的，對話的精神及其神學根基有助於參與宗教對話的各方按照自己的信仰傳統，來解讀時代的徵兆。一個宗教傳統的晦暗和模棱兩可的地方可以在其他宗教傳統的啟發下變得明晰燦爛。或許可以展開一個對比的程序，在真正的對話中為不同的宗教傳統帶來凈化的效果。這些宗教傳統和哲學體系經常提供一些觀念、隱喻和表徵，非常有益於把聖經的訊息植入公生活的環境中，讓時代的徵兆能以宗教協談的立場來解讀。
10 當前的一些時代徵兆
根據前面所述，我們似可以分辨出一些時代的徵兆。
那些以非暴力的方式反對不正義並矢志締造和平的人民運動被視為時代的徵兆，也是遵照福音的教導回應這些徵兆的成果。的確，時代徵兆能夠是基督邀請我們追隨祂實踐今日使命的一個召喚[15]。
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個徵兆是被迫移民，這個現象要求每位善心人士伸出援手。從基督宗教信仰角度看，移民不但是需要他人行善的對象，他們也「在自己身上顯示基督真實的臨在…，耶穌的面孔已經在以奧妙的方式看著我們，尤其透過我們視為外人者的面孔注視著我們，有朝一日我們將在祂臉上讀到祂對我們的判決書」[16]。確實如此，教宗方濟各不論在勸勉人盡力協助移民上，或親自為他們解決問題上，都視移民現象為當務之急。
當前任何其他棘手的問題，如2019新冠疫情、全球性的不正義、世界饑餓問題、殺害無辜生命、出生率下降、生態史無前例的嚴重快速惡化、原教旨主義、宗教激進狂熱現象、暴戾的國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擡頭及其引起的行動等等，都能夠是時代的徵兆，這些徵兆邀請我們予以具體的回應。
11 回應時代的徵兆
分析一個局勢—「社會分析協調」—需要伴以解放神學家所稱的「注釋的協調」，在這樣的協調中天主的話獲得詮釋，借以辨認出一個更能解放人的生活模式。隨之而來的是「實踐的協調」，其目標在實行前面諸步驟所談的結論[17]。
談到此便出現一個重大的疑問：以信仰的眼光詮釋某個時代徵兆能在公眾生活中產生什麼影響？在聖經中，先知們詮釋時代的徵兆，並把他們辨識出來的結果通傳給執政當局，而通傳的方式有時是非常熱切和急迫的。然而，未曾有過哪個執政當局完全聽從先知們詮釋的徵兆。今天，在普世民主體系中，教會仍是公眾的喉舌，它的聲音有時被采納，有時不被理睬，甚至遭強盛一時的政權譏諷。但教會不論遇到什麼反應，它仍必須盡自己的職能，繼續執行解讀並詮釋時代徵兆的使命。
12 結語
當寰宇「最原始的徵兆」基督使自身成為每次天主與人相遇的可能途徑以及體驗和詮釋如此相遇的基本場所時，受造物和歷史這兩個「常在的徵兆」便具體地敞開了空間和時間，在它們內我們可以檢驗「個別的徵兆」。基督的門徒都受邀「在自己的燈盞內注滿燈油，準備好燈芯，好隨時點燃」以迎接新郎的來到，在「常在的」或「個別的」徵兆中傾聽上主的聲音，看祂的神國在這些徵兆中逐漸地拓展開來。
2021年1月17日
[1]參見Benedetto XVI, Luce del mondo: il Papa, la Chiesa e i segni dei tempi. Milano, Mondadori, 2010, 93-101。
[2]同上，245-253。
[3]A. J. Heschel, The Prophets, New York – Evanston. Harper & Row. 1962, 260。
[4]同上，271s。
[5]參見A. B. IRVINE, 《Liberation Theology in Late Modernity: An Argument for a Symbolic Approach》,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8（2010）933。
[6]參見D. J. NEVILLE, 《Christian Scripture and Public Theology: Ruminations on their Ambiguous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7（2013/1）17。
[7]參見J. VERSTRAETEN, 《Towards Interpreting Signs of the Time, Conversation with the World and Inclusion of the Poor: Three Challenges for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vi 5（2011）318。
[8]參見M. J. MINELLA, 《Praxis and the Question of Revelation》, in IIiff Review 36（1979/3）18。
[9]參見L. N. RIVERA-PAGÁN, «Completing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Archibishop Oscar Arnulfo Romero», in Apuntes 28（2008/2）67。
[10]參見F. NWAIGBO, 《Instrumentum Laboris: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for the Second Synod for Africa》, in African Ecclesial Review, vol. 51/4 e 52/1, 2009-2010, 604。
[11]K. RAHNER, «Morte di Gesù e conclusione della rivelazione», in ID., Dio e Rivelazione. Nuovi saggi VII, Roma, Paoline, 1981, 208。
[12]參見J. SOBRINO, Jesus the Liberator: A Historical-Theological Reading of Jesus of Nazareth,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3, 255。
[13]參見E. HUENEMANN, «Signs of the Times»: A Theological Reading. In Church & Society 75（1985）16。
[14]J. MOLTMANN, «Sighs, Signs, and Significance: Natural Science and a Hermeneutics of Nature», in WesleyanTheological Journal 44（2009）20s。
[15]參見L. JOHNSTON, «The 「Signs of the Times」 and their Readers in Wartime and in Peace», in Journal of Moral Theology 2 （2013）38s。
[16]D. G. Groody, «Jesus and the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 Spiritual Geography of a Crucified People», in Theological Studies 70（2009）316。
[17]參見C. BOFF, Theology and Praxis: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7。
原載《公教文明》，2022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