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邀請在小會草創初期即加入，參與小會的工作，隨同小會一起成長，從未離開小會的終身奉獻會員來談談他對小會未來的期許，是很有意義的事。輔大前校長楊敦和先生就是因此而受訪的。
小會成立於民國五十一年，楊校長自言，他並未在小會初創時參加，而是在民國五十四、五年左右才加入的，當時他就讀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研究所，同校天主教同學會的李秀萍會長極力推荐他加入小會；對他陳述了一番恢宏的理想：希望整個中華民族都能歸主，使中華全盤福音化。希望有一批教友能夠了解天主的旨意，不僅建設中華民國成為一個富強安樂的國家，也了解中華民族在天主救贖計劃中的使命，能夠協助天主救贖工程順利圓滿地完成。
剛開始，楊校長覺得這個理想太大，可是李秀萍鍥而不捨，加上同校幾位教友同學的推波助瀾，他決定先觀察一陣子，一方面參加活動，一方面也不深入。一年多後，秀萍竟說，他符合小會的要求，希望他能奉獻。可是，他還不敢奉獻。因為「還沒有做好準備」。其實心裡想：「這能是一個適合他參加的團體嗎？」因他覺得這個團體固然很好，可是跟他的未來能配合嗎？他真的完全沒有把握。可是他們一直勸說：「可以啦！可以啦！」就變得有些不好意思拒絕。還記得他的第一年奉獻詞是：「非常佩服小會的理想，也很肯定這些理想的價值。但是我還不敢確定自己能符合這些要求。所以，願意試做一年之初獻。」事隔多年，他還記得奉獻詞是這麼寫的。
後來，李秀萍出國了，當初鼓勵他的人，有的出國，沒有出國的也因為工作忙，就慢慢地疏遠了。最後，當時的那一批同學中，好像就只剩下他一個人還留在小會了。
楊校長因為唸書，接著教書，時間比較自由，參加的小會活動也越來越多。尤其在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教時，聖家堂對面有一個很大的空軍眷村叫做建華新村，旁邊還有一個岳廬新村，都是軍眷宿舍。當時的軍眷家庭，經濟比較拮据，基本生活固不成問題（油鹽柴米都有配給），可是沒有多餘的閒錢去做別的事。像娛樂啊，買漂亮的衣服啊，或讓子弟去補習啊，大概都不太容易。
而小學到中學，所學的科目中，英文，對很多小朋友來說都是第一次碰到。那時台灣講英文的人不像現在那麼多，想課外學習並不容易。第二就是數學。從算術變成代數、幾何，都很不容易。所以，眷村中的小朋友們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在學校既不容易得到完滿的解決，家人又沒有能力讓孩子到外面補習。所以聖家堂的本堂，還有同學會的輔導神父就覺得他們這些大學生、研究生可以幫這些小朋友一點忙。當時，在聖家堂，除了神修小會，還有基督生活團跟大專同學會，大家都願意一起承擔起這個責任。
因為多數團體的成員都是學生，來來去去，維持不易；除了神修小會，只有一個叫做「納匝肋人聖母會」（綽號「垃圾簍」）的成人團體比較固定。因此，神父就請這兩個團體來負責相關的活動。
那時，神修小會的會員慢慢穩定了，應該可以做一點事，就決定做兩件事情：一是給建華新村的小朋友們補習，每個星期五天晚上，大概一天英文，一天數理，星期五做個小測驗，星期六就是同樂會。那時，星期六還要上課，白天上午在學校上課，晚上在聖家堂參加同樂會，所以，一週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這是需要長時間投入的。楊校長在民國五十六年到輔大教書，時間比較充裕，比較合適。那時有幾個人是長期在那裡服務：楊校長，還有他後來的妻子—林杏娥女士，那時她在方濟中學教書；還有台大光啟社的吳偉特、謝平芳，以及吳偉特的同學，後來留學美國的許建德。此外，還有在輔大讀博士班的黎建球、師大英語系的唐汝梅（現在美東匹茲堡）。這幾個人負責課業輔導。楊校長除了當老師，還負責行政工作，他負責學生管理和庶務；教學方面，就由林杏娥、黎建球負責。其他人就各自分擔幾個課程，分攤幾天來輔導。楊校長夫婦大概每天都去，跟這個團體的工作緊密結合，也就不太容易離開小會了。
當時的另外一個活動，是跟納匝肋人聖母會合作。當時有兩位醫生：一位是小會的丁大田（北醫醫學系），一位是「垃圾簍」的尹遠程（台大醫學系），還有就讀北醫藥學系的鄭開彥（是小會會員萬致華的先生），他後來參加了基督服務團。另外還有一些不定期協助的會員。每週六下午在通化街玫瑰堂舉行義診，免費替社區的人看病。
藉著這樣的服務事工，楊校長就這樣一年年奉獻下去。民國六十三年，小會第一批終身奉獻的時候，楊校長、林杏娥夫婦和黑幼龍、李百齡夫婦，丁大田、吳美慧夫婦，以及當時的總會主席陳擎霞教授，公開正式在耕莘文教院一樓聖堂，完成了終身奉獻。
回顧這段歷程，楊校長並不後悔自己參加小會；不但不後悔，而且覺得小會對自己幫助很大，因為有那麼多好的朋友，何況還在這裡找到了另一半，成了家。當初的神父們給予他們許多指導，對他的成長和人生旅程助益良多。所以，他對這個團體也就越來越有情感，越來越心存感激了。確實，小會的成員，在那段時間，非常不錯，因為小會是個比較能長期維持的團體，而基督生活團、同學會等，畢業了就離開了。小會會員分布在很多地方：台北、台中、高雄、新竹（現在新竹要重新開始），北美、歐洲（比利時、法國）都有小會的會員。只要在這些地方，都能夠找到可以聯繫的人。那時，參加小會的人很多，小會對會員的要求也比較嚴格，不是來了就一定可以奉獻。當然這也和輔導司鐸的個人作風有關。有的神父是採取比較嚴格的尺度，說：「你不是只做一個普通的教友。你想參加一個特殊的團體，就要認同這個團體的理想，要符合他的標準，要培養出這個團體的精神，然後才能夠奉獻。」但也有些神父的看法不一樣，他們認為除了天主，誰能判斷人？所以，只要願意來的人，小會都會接納。小會就逐漸發展成今天的面貌了。
入會之後，楊校長也和其他成員一樣，經歷小會的陶成過程。不過，在初期，小會的宗旨、精神，都和聖母會（也就是後來的基督生活團）沒有太大差別；當然，也受耶穌會精神的影響。不過，因為他們特別意識到，自己是「中國的基督徒」，是不是對於中國應該有一些特別的聯繫？對中國有一些特別的關切？甚至，讓中國對普世教會做出她特別的貢獻？可惜，除了這個理念，並沒有具體的書面紀錄。直到民國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年以後，才有人具體逐步地去討論小會的宗旨是什麼？小會團體的特色在哪裡？每一位團體的成員應該具備什麼特別的精神態度？這些都是經過神父們長期的指導，再經過會員彼此的討論，最後才慢慢摸索出今天這樣的樣貌，小會訂下了宗旨、精神和組織結構。
在這樣長期認真思考的過程中，由於楊校長的專業是法律，最初的章程就是他與吳偉特、黎建球、許建德，還有海外的老會員王志奘、焦寶進、郭子文、李秀萍等人一起研擬出來的。有些人雖然散居美國各地，但對小會的向心力很強，一直不離不棄。每兩年還舉辦北美共融營，相聚研習，令人敬佩。
楊校長覺得，小會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要會員「繼續基督對中華的使命」。他記得有篇文章叫〈基督的訴述〉，是朱勵德神父給小會會員的演講。內容大致是說：中國有廣袤豐沃的一片大地，有這麼多有智慧的溫良人民，還有如此悠久輝煌的歷史，難道天主在祂的救贖計劃中，對她沒有一點期望或安排嗎？我們知不知道天主對我們的期望是什麼？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可以，應該去做些什麼？接著，朱神父模擬基督的口吻，要求小會會員去做祂（基督）的耳目，去發現世人的需要；做祂的口舌，去傳揚基督的福音；做祂的手足，去實踐救贖的工程。楊校長說，他以前從來沒有聽過，也從來不曾想過這些。如果沒有參加小會，他可能永遠都想不到這些。
其次，神父還告訴我們，小會應該是一個親密合作的團體，會員們應該像兄弟姊妹一般彼此在日常生活上關切互助。大家雖然沒有兄弟姊妹的血緣關係，可是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精神，對事情有共同的做法，所以彼此應該比兄弟姊妹更親密。會員縱使素不相識，一旦在外地碰面，知道是小會會員，應該就像碰到聞名已久，未曾謀面的親人一樣，感到親切，立刻互相接納，坦誠相待，彼此幫助。
楊校長覺得，在他的經驗中，只有在修會當中，神父們、修女們才可能發展出這樣的情誼，而小會也有這樣的希望，值得我們努力去追求。
另外，小會特別強調「服務、進取、超脫、喜樂和合作」的精神，尤其是超脫和合作。雷神父就一再表示，他找不到一個英文或者法文，可以精確表達「超脫」那種既積極而又灑脫的精神。而小會所強調的合作，在他心中，也遠比一般團體所要求的服從，多出了主動配合，積極發揮的功能。假如小會的成員都能養成、發揮這些精神，一定可以給人一種樂觀、豁達，與眾不同的風貌。
除了小會的精神，小會的宗旨亦然。宗旨宣稱：「繼續基督對中華的使命；參與現代人類對真理的尋求；致力於中華新文化的建設；促進更公義和諧的社會；在生活中成全，在教會內團結，以完成使命。」楊校長覺得這是很具體而且有步驟，由遠景到眼前，由大我到小我，是很完整的一套體系。假如能澈底了解的話，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
「我們的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愛。我們要有超脫所有，神化一切的胸襟。」他覺得這一切都說得很完整，很清楚，讓人不會有疑惑。所以到後來就慢慢沉浸到這些理念中，讓小會的整個團體和自己的生活逐步地完全結合在一起。碰到小會有什麼要求，或有什麼具體的方向或工作，除非和他法律工作上的任務有時間的衝突，否則，他大概都是以小會的需要為前提，先把小會的工作完成。小會真的變成他生活中很重要的成分。楊校長坦言，不論過去是不是對小會曾經有過失望，或曾經有過批評，可是，小會的一切，基本上跟他的生活已經混成一體，大概是沒有辦法分開了。
談到這個主題，楊校長便從兩天前（註1）的事情說起。他說，那天，大夥去新竹踏青。在望彌撒的時候，主禮的泰國神父說：「你們成立六十年了。當初你們入小會時，可能二十歲；今天的你和六十年前有什麼不一樣嗎？」很有挑戰的問話。當時，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大家都很慎重，不願輕易回答。基本上，任何一個團體，能夠經歷六十年，都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可是，小會集合了這麼多本身條件都很不錯的會員，不論是他們個人的品德，還是工作的能力，在社會上服務的成果，個別看起來好像都還不錯。可是，集合了這麼多人，全部加起來大概有兩、三百人了吧？在台灣、在北美，有沒有在社會上，或者在教會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撐起了社會中的哪一個部位？或者為社會完成了什麼了不起的工作？有沒有？假如沒有，需不需要？小會的人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或者，討論過之後，有沒有在這上面有所著墨，有所行動？
楊校長認為，這個是關心小會的人，不論是小會的會員，還是看重小會的人，都會想到的問題。基本上，台北教區或者台中、高雄，因為小會都有分會；台中、高雄的主教應該都知道有這麼一個團體。可能有一些教友也知道。可是，小會的會員是哪些？他們究竟在哪些部份為當地的教區或社會，做了什麼具體的貢獻？可能就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了。
楊校長覺得，以小會的內在潛力，除了這三個教區的主教之外，全台灣的天主教徒，理論上是不是也都應該知道有個神修小會？也該知道神修小會是幹什麼的？可是，實際上，除了耶穌會的神父，恐怕許多人都不一定知道吧？所以，小會要問，我們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天主眼中最好的我，就如〈基督的訴述〉中所說：「我沒有能力，你們要幫我做。」「你們真的在祂救贖的計劃當中，承擔了祂的責任。」
當然，一定會有很愛護小會的會員說：「我們當然有做，我們每個人默默地做，一點一滴的做；只是我們不求名，也不求大家肯定。我們只要做到天主知道就好了。」對此，楊校長並不否認，但提出一個問題：小會會員是不是都做到了？這可能需要小會的主席，或者各個會員的輔導、兄姊來誠實的回答，甚至在天主前問問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做到這樣就夠了，就滿足天主對「我們」的期望了？天主是個好爸爸，可能不會苛求「我們」，可是祂會不會說：「噯，你做這樣我已經很高興了；不過，假如你能更多做一點，才符合我原來對你的期望。因為，畢竟，大部分小會會員就個別來說，多半都還是很不錯的人。那你們自己是不是在你個人的工作崗位上，除了完成你個人的工作和必要的責任之外，也做到了小會期望會員可以發揮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假如社會上有什麼特別的需要，一般人做不到，能不能聯合幾個小會會員共同去做？縱然不一定驚天動地，至少會有一點具體的成果吧！「你們」有想過這件事嗎？有試著做過嗎？有沒有做到呢？簡言之，小會如何發揮團體的力量，為這個社會的進步，為福音的廣揚，做出最特別的貢獻？應該是我們對小會共同的期望。
民國六十幾年，小會在台北教區成為教會承認的正式團體。可是，主教在推動什麼工作，不論是福傳大會，還是搜集意見時，他會想到小會嗎？主教們會把小會當做一個足以承擔大任的團體嗎？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忙，每個人都有本份的工作，還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顧，但是既然承諾要繼續基督對中華的使命，願意在教會內合作，那能不能或敢不敢以小會的名義，或小會會員的名義，在教區內承擔一些工作呢？換言之，小會已成立了六十年了，在教會內也已經這麼多年了，這些事情，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考慮考慮呢？
當然，一定有人會說：「我們已經很努力在做了，像老據班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啊。我們現在不但在長安東路有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信義路瑪利亞方濟會修女那裡也有了據點。這就是台灣社會目前很需要的服務啊！我們在教會內也做了這樣服侍的事情。」對此，楊校長表示，當然是啦！做總比沒做好；但這是不是教會目前最需要的工作？或者還可不可以再承擔一些其它的工作？所以，如何凝聚小會，規劃、發揮小會的力量，獲得教會更多的信任，應是小會，尤其是領導人，目前應該考慮的事。
第三點，一個團體假如沒有新會員加入，就沒有未來。小會當然不會沒有新會員，像你們（指訪問者及其他初獻複獻的會員）都是最近幾年才加入的。可是除了小會之外，教會還有許多其他團體，當然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些團體就在堂區中發展，那堂區的教友就是他們新會員的來源。縱然人會來來去去，她仍然可以保持其一貫性，不必擔心沒有人加入。另有一些團體，像基督生活團、基督服務團，都有他們召募團員的辦法；而且看起來，沒有人會擔心他們的團體將來會消失，或擔心團體會老化。但是小會由於老會員多，新會員比例少，新會員進來，會不會格格不入？其實每一位新進來的人應該彼此可以很快就互相認識。小會的老會員有沒有主動認識新朋友？神父們說：「你們在一起要比自家兄弟姊妹更親密。只要聽說對方是小會會員，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也應該有如見到家人、老友的感覺。」 那麼，今天小會的老會員有沒有做到「一見如故」呢？楊校長認為這是老會員特別要注意的事情。
一方面關注怎樣招收新會員，讓他們在陶成、培養的過程中，很快就徹底了解小會的核心精神宗旨，且能很快融入團體，分擔會務責任，這是陶成組特別需要努力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老會員怎麼主動跟新會員有多一點接觸，多去了解新會員，讓新會員也多了解老會員，這是很重要的第三件事情。
第四點，小會在很早很早，大概四十年前，就成立基金，希望為小會設立一個專屬於自己的固定會所。我們現在一直寄人籬下，借這個本堂，借那個本堂。有時，這個本堂換了神父，有了新作風，我們就須要搬到別的地方去。所以，我們到底要不要買個會所？小會的基金已從原來的二十幾萬增加到約五百多萬。我們有沒有讓基金的錢發揮作用？有沒有努力實現當初的希望？小會中，有一批非常特殊的人，就是獨身會員，可以說是小會最重要的中堅分子；因為他們沒有家累，除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外，差不多把自己完全投入小會裡了。這些會員目前都已六、七十歲了。台灣是一個逐年步入老年人的社會，老人問題是很重要的課題，社會如此，小會亦如此。假如我們有一個會所，讓這些老會員，獨身的老會員都能住在固定的會所裡，不但可以彼此照應，也更容易貢獻力量。是不是把會所和對獨身會員的照顧一起當作我們可見未來的具體目標呢？
三、四十年前，談到小會團體工作的時候，還提到很多，其中包括：我們是不是需要有一份刊物，能夠替我們發聲？後來我們有了《心泉》。可是《心泉》是一個分享會員生活經驗的刊物，主要是對內，不是對外福傳。為了讓教會內外也有機會了解我們的理想，也為了落實繼續基督對中華的使命，是不是可以讓《心泉》把我們小會的宗旨、精神和生活態度向外推展？讓一般人也可以參與小會的特定工作，培養出小會的特殊精神來？這次編輯慶祝小會六十週年的《心泉》特輯，正是小會發揮光與鹽功能的最佳時機。
當然，我還希望小會的領導能在教會和社會中成為眾所景仰的代表；有什麼問題，就會想到他（她）想到小會。他（她）要跟很多團體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不只是讓人家知道有他（她），有小會，還要讓大家知道他（她）和小會可以在很多事情上為他們貢獻。當人家真正覺得我們能夠幫他忙的時候，他才會看重我們，也才會來接近我們。
這次訪談在楊校長任職的律師事務所會客室進行。整個過程大約一小時。聽完後，非常驚訝他清晰流暢的思路和口才，可以說，他的言語表達本身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除此之外，也覺得他是深富理想和熱情的人。或許，這就是小會草創初期的會員共有的特質，也很值得後來新進會員深思和學習的地方。
註1．兩天前指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星期六）。當天台北分會舉辦踏青活動。楊校長受訪於三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