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腳僧的獨白 -- 從給最後一位神師神父的一封信說起
行腳僧的獨白 -- 從給最後一位神師神父的一封信說起
郭子文
在舊信堆裡，撿到一份打字機打的英文手稿，長達三頁。原來是剛到土巴不久，給我遠在華府的神師神父（Fr. Costello，SJ）寫的一封長信。這封信沒有結語，沒有署名，它是原稿，不是拷貝，所以我猜，或許最後它並沒有被付郵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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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994
可敬的Costello神父：
我終於找到一些時間和合適的心情給您寫這第二封信。
我來這裡已經兩個多月了，課室裡的情況也慢慢可以掌握了。孩子們和我終於達成一個妥協，找到比較合適彼此的授課步調。我也接受自己必須得時時處處保持耐性的重要事實。放眼看去，有這麼多的事得做，卻又看不到什麼成果。學校裡問題重重：出席率，續學率，家長參與，青少女懷孕，毒品，塗鴉破壞等等........，再加上學校經費不足，教員不願留任等問題。這一切好像都受到本地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牽連：失業率（65%），對社會福利的依賴，傳統派和前進派（加上機會主義派）的鬥爭，教育水平低落，貧困，偏遠，家庭結構不健全，酗酒.........。
在這裡，工作上很令人感到挫折，同時又充滿了挑戰。好幾次，我自問，你來這裡到底要成就什麼？化學這們課，目前對他們絕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但不巧我就是被聘來專門教化學的。我想起在馬里蘭給孩子做家教時，我怎樣努力克制自己，不要一味鞭策孩子快快去取得更好的成績，反而耐著性子，先注意聆聽他們的各種其他問題，然後再等待他們學習上能有所進步.........。
這裡的孩子一般都相當聰明，可是不怎麼自律。他們充滿了原始動力，好像都裝了四輪驅動一般，喜歡自由亂竄，有似脫韁野馬，絕不願去走已經鋪好的路。辦學校就像辦遊樂場一樣，我只能想盡方法吸引他們到我的攤位來光顧一下，我好給他們教一點什麼東西。是他們決定來或不來，來了停多久，一切根本不在我。這裡的社會，絕不像保護區外那樣有高度的組織，一切看似相當鬆懈。這裡真是「曠野」，原始得很。我來是要根本「馴化」他們嗎？這就是我最大的困惑。這就像是懷疑「信德」一樣........。人要是對事務的本身產生了懷疑，是會動搖它的基礎的。
最近在讀Paulo Freire的書「被壓迫者的教育學和希望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and Pedagogy of Hope），您一定知道他的這些教育學說。我想從他的書裡得到一些啟示，好用到目前面臨的困境裡去。Freire 談到，去「教育」未受教育的大眾，首先要和他們建立「親人關係」（kinship），有著同舟共濟，「育」的情懷，而不是只用「教」（speaking to），從上到下，單向指導地去灌輸知識。我想「教育」本來就是這個意思。看來，一旦我不再有意識地去「幫助」印地安人，我就開始和他們建立「親人關係」了。我又想，這又怎樣和吾主耶穌降生為人，成為我們一份子，有著相關的類似意義？
這些周圍發生的事，對我不停的挑戰。我班上有一個年紀偏大的學生，每天都是怒氣沖沖，不肯學習，還抓住每個課堂機會來對我挑釁。學校輔導員告訴我，這孩子被學校開除過兩次，他的學校經驗都是負面的「拒絕」或「摒棄」。這種跟我槓上了的氣氛，持續了好多個禮拜之後，他才開始對我微笑，大概終於認定我並無惡意 （雖然上學季的評分我還沒給他及格）。我深深期望，在我用心耕耘之下，這孩子會迴轉過來，順利畢業。我更希望，以他如此剛強的性格，或許那天他可以引領他的族人，開拓出一條希望之路來。橫在我前面的路上，看似困難重重，但是我感覺這些挑戰的同時，也帶給我很強烈的無名力量。 難道我的「聖召」就是來和這些被壓迫的人一同奮鬥？
本地的天主堂只有五分鐘之遙，文生會的神父週六和主日共有兩台彌撒。神父們都挺好，堂區的活動大半都是非印地安人在負責。土巴是個保護區裡的「大都會」，有許多外地來的人在醫院，學校，政府部門任職。鄰近荷比族（Hopi）天主堂，大半全是印地安人，可惜遠在80哩路之外，我很難去。我第一年課業太忙，還沒時間參加堂區活動。我們已經結交了一些印地安朋友，前幾天，還被邀請去參加藥師祝聖房屋的禮儀，那是我們親身體驗本地文化的首次。那瓦侯人和大地之母關係緊密，他們對大自然和其中所有都心懷尊敬，絕不可胡來。傳統的印地安人非常善良，因為他們還保存了敬畏之心和謙卑之心，這些我們也都知道很重要，它們卻在都市現代文明裡喪失殆盡了。好多次，我察覺自己的過份好勝（帶侵略性），和他們的溫和謙讓，對照之下，不禁自覺慚愧。那種強勢的處事態度不正是我們以往常引以為榮的舉措？
我們多次去到大峽谷爬山，露營，看楓葉等等。明天是個假日，我們要往東去七十哩以外的Navajo紀念碑看看。那裡有兩個很大的印地安廢墟，其中之一需要在峽谷裡走兩哩半的路才能到達。我們計畫以後每週騰出一天到曠野去探險，但是星期天，我一定得在家準備課業。吳述中八月底抵達土巴，快兩個月待在家裡，我猜他有點感到無聊了。所以，現在每週三，我們晚上去學生宿舍晚自習時間當義工，等他們比較習慣了我們的服務後，我們可以增加到一週兩次去晚自習幫忙math和science。有一天晚自習時，竟然有個學生要我過去幫忙英文作業，害我戰戰兢兢，頭皮發熱。幸好那個問題是有關「佛祖」的選擇題，為我特別簡單。「佛祖」當然就是那“The Enlightened One”！真是問對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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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Costello是我最後一位神師。記得還在FDA工作時，每月一次，坐地鐵到DC城裡耶穌會會院去和神父談話。當年動念頭進行「走西口」去印地安保護區教書時，Fr. Costello曾經介紹我去見了Fr. Lynch，SJ，看願不願意去耶穌會在South Dakota辦的印地安學校Red Cloud 做義工。做義工不需任何執照，馬上可以出發，但Red Cloud規定義工服務期限不得超過兩年。那時，我的理想是去偏遠地區學校「創業」，在教室裡對青少年發揮「創造力」和「影響力」，覺得第一不能被年限困住，第二義工完全受制於人，沒有什麼自主性，並不是我真正嚮往的工作。
為了實踐有自主性的「創業」理想，我最後去了土巴。1994年告別Fr. Costello後，我就沒有了師傅，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行腳僧。後來路上碰到的各種問題，不管是耐心，容忍，寬恕，謙卑，疑惑，堅守，衡量，選擇等等，都是對我「信德」的一再考驗。獨行的行腳僧，只有靠沉著，誠摯，公正，客觀和靜心祈禱來對應大小環境帶來的挫折和成功。我漸漸明白，離開了師傅，才是人真正成長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