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秋天開學不久，隔壁再隔壁的寢室裡住了一位名叫王志奘的哲學系研究生，我倆每天都去伯達書院參加彌撒，也常常在宿舍走廊上或餐廳裡碰面，不多久，我們就熟了起來，我也跟著別人稱呼她「王姊」。經由王姊，我認識了中文系的鄭嘉珷，和郭子文北一女同班同學當時在師大理化系讀書的鄭至麗，以及李秀萍。
一九六三年的春末，一天我去伯達書院拜聖體，看見王姊、郭子文、鄭至麗、李秀萍和鄭嘉珷五個人跪在第一排椅子後面的塌塌米上，安靜地在祈禱，我當時猜也許是與神修小會的奉獻有關。
來美後與至麗、子文的交往至麗和子文早我半年或一年來美，我就讀紐約市的福敦大學(Fordham University)，至麗在紐約近郊，紐澤西州的Stevens 理工學院讀化學碩士。子文在匹茲堡的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就讀。平時大家課業很重，只有周末假期時在長途電話裡聊幾句。
我一九六六年八月畢業，在紐約總主教區天主教慈善機構Catholic Charities找到一份工作，十月開始上班，大約有一個月的光景我住在至麗的公寓裡。直到我在紐約辦公大樓的附近找到合適的住所為止。
諸多事情發生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對王姊、子文、至麗和我四人而言，一九六七~六八是非常關鍵性的一年。首先，王姊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夜間部找到教中文的工作，她來信說想與我住在一起。為了方便倆人上班，開學前我們在紐約曼哈頓中城區租到一房一廳水電全包的公寓。由於天天與王姊生活在一起，對於「王姊構想的小會願景」多所了解，雖然小會有包括三種生活方式的會員，但她最想推動的是過獨身生活的聖召，很想吸收我加入聖三會。當時我曾與一些主業會的在俗修女有過相處的經驗，體認這條路不適合我，當然王姊介紹的聖三會也不在考慮之內。當時姜其蘭和陳擎霞有意過獨身生活，她也常收到陳擎霞的信。記憶最深的是王姊每次接到姜其蘭厚厚的來信時，都是含著淚水把它讀完的。
在紐約我們有了屬於自己的家以後，凡是認識我們的台灣主教和耶穌會神父們路經紐約時，都會與我們聯繫。還有經台灣神父介紹，即將來紐約附近大學就讀的準留學生、和暑假打算來紐約打工的留學生，也常找我們商量或求助。
何時何處認識老于的，我已記不清楚。在秀萍來紐約和我們住的那段時期，老于從芝加哥開車到紐約與我們聚會，那時他是西北大學人類學的研究生。老于睡客廳沙發，我們五個女生有的睡床，有的打地舖，擠在唯一的一間臥室裡。除了彌撒、做飯、吃飯、洗碗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談信仰、談靈修、談小會的未來發展，津津樂道，不曾厭倦。老于的思想開放，有理想，有靈氣，人隨和，沒架子，他稱我們是五個野丫頭。
一九六七年秀萍從台灣去比利時魯汶大學就讀之前，先來紐約與王姊、至麗、子文與我相聚，然後與我一起去羅馬參加三個會：十月十一~十八日的使徒大會，十月十九~二十一日的聖母會大會，以及十月廿二~廿三日的亞洲聖母會大會。台灣代表團由鄭聖冲神父帶領，除了秀萍和我以外，還有在瑞士讀書的區紀復和在德國讀書的鄔昆如，另外還有十幾位我們不認識的台灣教友。
在聖母會會議中就改名這項議案雙方爭執得很激烈，台灣代表團是贊成不改名的，但另一方票數更高，所以全球的聖母會從一九六七年以後都改名為基督生活團。
那個時期，紐約附近的教友每年夏天都舉辦避靜，每月有定期的彌撒和聚會，一九六五的夏天，朱勵德神父來美，在瑪利諾修女會的總院給我們帶避靜，參加的有季明慧、郭子文、鄭至麗、陳恩琦、我，和一位香港小姐。一九六五~一九六六，經由在哥大念書的袁國慰神父的介紹，認識不少留學生和在職的台灣教友。他學成回台以前，安排了朱蒙泉神父帶領我們在紐約近郊的加爾默羅修女會避靜院做避靜。袁神父回台後，一位從菲律賓來哥大讀教育的劉中庸神父時常參加紐約教友的聚會。到了一九六八年，台灣的耶穌會神父們已經提供給我們許多留學生的名單，我們一一邀請他們參加八月底在華府聖三學院舉辦的五天避靜，和在維琴尼亞州一個國家公園的三天露營。避靜由于中原神父主講，參與者有來自美國各州和多倫多，共五十一人。在這次避靜中我們成立了美加天主教同學會，並選出理事和監事，決定發行信仰刊物——《芥子》。
在避靜中我結識外子劉前覺，四個月後閃電結婚，婚後遷居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一住就是五十二年。子文晚我十個月與吳述中結婚，鄭至麗則去了康乃爾大學讀博士，一個四人團體就此解散。
【後記】 本文由趙世熙節摘整理自《芥子》第61期裡的〈神修小會創始、成長、現狀和願景。神修小會北美分會二〇二一年二月四號「聊天室」ZOOM視頻摘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