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十九歲了，回想起六十年前，十九歲，剛進台大，剛剛受洗，滿腔熱情，天天去聖家堂望彌撒。就這樣認識了大我十歲的王志奘姐和郭子文丶鄭至麗等人，加上我原來的北一女好友—李秀萍丶陳擎霞等(她們在台中)，一有機會就在一起談靈修方面的事。王姐想要成立一個現代的團體，全心奉獻給天主。我那時念了很多聖人傳記，發現能夠創立團體的人往往都是時代的先知和聖人，就毫不考慮地跟隨了。一九六二年，那時還沒召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會仍屬較為保守的時代，我們一群沒有婚姻經驗的年輕女子和神父們，似乎都期待每位來小會的人皆以獨身或修道為第一選擇。神父不鼓勵小團體內有情侶關係，以免影響氣氛。所以我開始對異性動心時，非常羞愧自卑，失去了初受洗時的喜樂開朗。出國後，發現好伙伴們一個一個都走入婚姻，連敬為聖人的神父也有多人還俗，讓我非常震撼失落。
在國外生活不容易，又要念學位，又要掙錢養活自己和孩子，那時覺得以前在小會談的全是不實際的空話。多年的靈修培養，沒有學過性知識丶夫妻如何相處丶如何教養孩子。在生活的折磨下，連信仰都快磨光了。返台後，文瑞雖在台大任教，仍是相當窮困。孩子還沒長大，雙方父母卻漸漸老病，國家沒有健保，教會也期待這批海歸菁英多付出些時間精力，真是壓力如山大。所以我對服務團標榜的「出類拔萃丶興教建國」相當反感，甚至因此故意不去教堂。
一九九三年，我獨自一人去美國佛州教中文兩年。一年後就嚴重憂鬱，不能吃丶不能睡，暴瘦。以為人生就結束在五十一歲了。我利用寒假返台求醫，楊敦和與小貓林杏娥夫婦開車帶我去他們推荐的私人診所。小貓還從包裏抓了一把千元鈔票，數也不數，就塞給我(約有上萬元吧！)利利的陪伴也是不能不提的，即使只是走走公園丶吃一碗小米粥，都有友情的溫暖；還有小羊丶瑞雲丶美慧丶盧媛媛等，都對我的康復貢獻了心力，秀萍也给我美金支票，小華丶李思靈連線用電話陪我唱聖歌，王敬弘神父用越洋電話陪我祈禱，孫柔遠神父去機場接我，許建立、彭碧瑜夫婦也從加拿大打電話给我，可能還有我忘了的或暗中為我祈禱的，都衷心感激不盡。半夜，忽然想起了李哲修神父，他在我病情嚴重時，曾帶著一對有神恩的夫婦來我家為我祈禱；他們是科學方面的博士，從未見過我，卻從神視看到我的隱私。
二〇〇七年七月，坐計程車碰到一位要去自殺的基督徒司機，我傾全力救助他。幾天後，我的第一個外孫女誕生在我生日當天；十一天後，第二個外孫女出生於美國；九天後，第一個外孫出生於台北，從此好運連連。
二〇一一年，李秀萍與林啟和神父為小會在崇光女中辦了一個開放式的退省。隨後的兩三年，我一直參與翻譯教材和在家開辦讀書會，得到小會的熱心支持，對自己有了更深的反省。
二〇一八年跟著惠姿去上藝術治療課，發現到自己在繪畫上的興趣和天分。一年後，在郭芳贄的鼓勵下於至善安養中心開畫展。種種好運，都離不開小會家人的支持，只能說：我很感謝大家，我愛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