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揮手告別劍橋的徐志摩，絕不會料到半世紀後，另一位年輕詩人景耀山步他後塵，也去了劍橋。徐志摩的浪漫性格，在「人間四月天」影集中為大家熟知，而他的詩作，如〈偶然〉、〈再別康橋〉，均為年輕學子百讀不厭的好詩。徐志摩在英國只待了二年，但他對英國的描述給人印象太深，所以後人較注意他的英國生涯，而忽略他也曾在美國留學過的事實。
景耀山神父留英八年，一九七七年戴著劍橋神學博士的桂冠回國。這時他已四十五歲了。景神父出國深造共十四年。他在日本學佛三年，在印度學梵文一年，在 羅馬攻 博士課程二年，最後延師英國，撰寫論文八年（其中一年回國，在輔仁神學院教書）。他研究的對象是英國紐曼樞機。據說在他論文口試之刻，主考官之一 李約瑟 教授（ Joseph Needham ， 寫過十二冊《中國的科學和文明》的大師）拿著他論文中的一頁宣稱說：「只看這一頁，由它的英文和內容來判斷，我就可以准他口試通過。」可見景神父的論文不同凡響，他的英文造詣更是無出其右。他的長上和同學對他均寄以厚望，相信他回國後必在學界光芒四射。
不料他回國後，並未重拾教鞭，也不與學界名流交往，卻以腦疲為由，要求長上讓他專事牧靈工作。他先後曾在彰化靜山和新竹西門街聖心堂服務二十六載，直到五年前（ 2003 ）罹患運動神經元退化症（或稱漸凍人症），才離開他心愛的新竹，赴台北耕莘文教院靜養。今年八月遷至輔大神學院附設的頤福園中，不久逝世，享年七十六歲。
為他的許多同學，甚至學生，景神父是一個無解之謎：一位受耶穌會培育廿八年的頂級知識份子，在學成後，居然不從事學術研究，亦無特殊中文著作（他只出版過一本收集他出國深造前寫的篇幅不多的小書，名《愛的課題》），帶著他所有的學問，不留一片雲彩，揮手而去。這是怎樣的一種邏輯啊？
筆者在他的房中找到他從台北帶來的幾本手冊。其中一本記錄了他二○○五年十二月至二○○八年七月寫的廿五首詩草稿，另有他的朋友為他打好的新詩四、五首。突然想起他是英國劍橋回來的學人，他像徐志摩一樣，最愛的不是銀行學（徐志摩在美國念的科系），也不是神哲學（景神父下十餘年苦功而得的學位），二人都著迷於文學，尤其是詩。徐氏寫得多一些，且不停地發表，成為眾所周知的名詩人，景神父沒有這麼幸運，他寫的詩不算太多，但他鍥而不捨地寫，一直到去世前一個月，實在令人欽佩。景神父不是大詩人，不是名詩人，但他一定是一位愛詩愛到極點的雅士。他的生命、信仰、使命和事業都要從他與詩的關係去思考，才能對他的一生有所了解。
景耀山是詩人，不是神學家，雖然他有神學學位，他不教神學。就像國父和魯迅讀醫，卻去從政和寫作一樣。景神父熟稔辯證法，擅長抽象思考，但他天生的氣質是直觀，傾向具體的事務。當他參與仁愛啟智中心董事會後，他接觸到了會把情感毫不保留地表露出來的活生生的個體，同這些社會邊緣的弟兄姊妹來往，他如魚得水，也把內在的自己徹底解放出來。他效法法國方舟社 溫立安 先生（ Jean Vanier ）和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全心全力全意地愛這些被視為社會邊緣的弱智朋友。這樣，他的創作潛能大量地湧現，他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和散文。
景神父在擔任仁愛啟智中心董事長期間，他日思夜想的都是這個中心，他自稱「新竹丐幫的掌門人」，不怕到處募款。從耶穌會會長那裏討到一塊 一千五百坪 的土地，他在清華大學辦園遊會勸募基金，先後蓋了「好望角」、「晨曦學園」等家庭式的宿舍。這些成績都是靠他卓越的口才和動人肺腑的文章贏來的。他往年在學術上下的功夫，完全沒有浪費，充分在擴大仁啟中心表現出來。他又用他寫詩的天才，寫了一些院童輕易學來、就可朗朗上口的歌曲，如「我們是好朋友」、「我們是天父的大寶貝」，唱得全院興趣高昂，充滿歡笑。他最後一篇文章叫〈皇帝也笑了起來〉，就是描寫當皇帝也會笑時，整個乾坤都開始運轉起來。這篇文章景神父在去世前二天交給我，要我幫他送聯合報發表，這只能算是神父的遺作了。
景神父是詩人，是一個會笑的詩人，是一個與會笑者一起笑的詩人。他愛詩，愛文學，愛大自然，愛生命，愛沒有面具的弱智學生，他用他富有詩性的生命不斷歌頌天主，他整個生命就是一首愛的長詩，他是真正的詩人。
我們有幸認識了他，與他相處，做他的朋友，分享過他的夢。但願我們將來繼續關心他的事業，特別是仁啟中心，繼續寫詩，或學習寫詩，也幫助別人寫美麗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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