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渡」

人生之「渡」

郭子文

去年一年，發生不少事情。我三哥六月在澳洲雪梨病逝。十一月，我姐夫也在馬里蘭州病逝。家裡原來七個兄妹，前面三個哥哥都已經走了，只剩下我們後面四個，四哥，我姐，我和弟弟。

我們家，就三哥和我兩人，曾給家裡帶來很令人頭痛的「大麻煩」。

三哥是個很熱血的人，在美國讀完數學博士後，一聲不響地帶了全家人，回到中國去報效。那是1970左右，大陸文化革命後期。這事爸爸媽媽察覺後，急得頭髮全白，深怕他們一去不准返。幸好，後來在一個場合裡，取得周恩來總理的應允，網開一面，讓他們一家得以出境。三哥在武漢教了幾年書之後，全家取得通行證，從香港輾轉去到澳洲，從此安定下來。此後，三哥也從「極左」轉為「極右」，他的理由是：地球是圓的，當你「左」過了頭，就變成了「右」。道理十分簡單，他並不以此為意。

我自己，1963大學畢業時，一心要進修院，鬧得天翻地覆。只記得最後被三位主教分別召見，都叫我快快出國，平息風浪。1990年媽媽去世不久之後，我動了離開城市念頭，要去荒漠為印地安人服務，試想胼手胝足地來實踐信仰。於是，我把這個決定向爸爸表明。我這個「自我下放」的舉動，現在想來，對快九十歲的老父，應該是蠻殘忍的。我記得幾天後，我姐代表爸爸對我說：「妳三十年前，看破紅塵，沒讓妳去。三十年後，妳又看破紅塵，我們沒有辦法了!」。就這樣，我終於被允許「放行」，興奮地踏上自己開拓的路，那正是三十年後，1994年夏。

姐姐在家裡，總是管許多事，監督小的，照顧老的，非常負責任，處處捍衛道義，對人也慷慨，走到哪裡，都是大家的表率。去年底姐夫久病過世後，我姐好像整個人都鬆弛下來，所有的責任都卸下，不再需要維持那「不倒」的架勢。有一天，她在電話裡跟我說，家裡兄妹裡，她最羨慕的是三哥和我。我們兩個都曾邁出步伐，去嘗試了自己要做的，儘管是「荒誕離譜」的事。事情成敗並不重要，可貴的是你們兩個都有幸去嘗試過了。我聽了，感到非常詫異，也很安慰，我姐終於「下崗」，放下身段肯認了我們。而我，也有一點點的可能，從此可以和她「平起平坐」了。

回想起來，我姐和爸爸都是「忠僕」型的人物，盡心盡力，做事穩當，非常靠得住。因此，甚少對我們這些不時就該「被管轄」的人吐露「心聲」。我記得，只有那麼一次，爸爸對我透露他內心的情感。他說，抗戰時期，他整年在外奔波。有一天，在哪個鄉下農村，黃昏時刻，看到山間那些茅屋，個個炊煙裊裊，他忽然十分想家。我爸這一點點的透露，也就只是點到為止。直到爸爸105歲過世，我並不覺得他真正接受了我幾樁「叛逆」的舉措。那也許會是個永遠模糊的盲點，但這為我並不打緊。

人和人的關係，看來老是一成不變，其實未必如此。一旦我們安靜下來，誠實地回頭自省，就是靈性萌芽生長的開始。不管種子落在哪種地上，哪種情況，都有發芽生根的可能。我們只需拭目以待那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

每個人的心歷路程都極为隱密. 那塑造的複雜過程，並不是我們這些被塑的陶土能輕易看透了解的。我得尊重這個隱密，不去妨礙干擾。

世界之大，人人都會找到「安心」之處。我想，人生之「渡」，就在和自己和平相處之後，自然也能和旁人和平相處。一切若能「泰然處之」，問題最後一定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