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見過外公斜躺在床上抽鴉片，這是我對此「毒品」的唯一接觸經驗。鴉片是隨著鴉片戰爭強銷到中國來的，為使國人做「東亞病夫」。英國人不單要割我們的地，還要屈辱和弱化黃帝的子孫。隨著痛恨殖民者的心理，鴉片也蒙上了不白之冤，它在國人心頭刻上的一個烙印，永遠消除不了。
今年 一月三日 ，筆者的右耳附近劇痛，連眼鏡都不能帶。家醫科醫生開了消炎及鬆肌藥，吃了二天，無效；改看神經內科，醫師確定是病毒感染引起的顏面神經麻痺，開類固醇五天，每天十二顆。這是最強的止痛藥了。五天不痛，之後，疼痛回來了，加上嘴巴左彎，右眼閉不上，晚上無法側睡，常半夜痛醒，挨到天亮。回症後，醫生開了一般的止痛藥，可惜無效。乃去請教給我針灸的長庚 黃美涓 醫師。她給我開了「及通安錠」（ Ultracet ），藥單上這樣寫：「作用：使用非鴉片類止痛劑無效的中度至嚴重性疼痛」。黃醫生為了春節期可能拿藥不易，給了我三星期的藥。但我看到此藥內含鴉片，會驚心動魄。
還好，此藥確有奇效，一吃就不痛。除了藥外， 黃 醫師給我電針灸，二位宗教系所的學生（民俗治療師）給我「穴道調治」。疼痛遂漸減輕。那些含鴉片的藥前後吃了十天左右就停服了。感謝天主！
以消除疼痛的角度來看，當一般止痛藥束手無策時，含鴉片的藥竟能妙手回春，有效地止痛，為病人真是大恩大德。鴉片沒有美名，但靠著它我們可以度過難關，使人感激不盡，沒齒難忘。鴉片能止痛，就不是人類的敵人，更是人類的撫慰者。國人對鴉片的成見與鴉片戰爭的聯想絕對有關。鴉片可以是毒品，亦可以是藥物，所以本文標題是「鴉片不是鴉片」。
大陸上有位 潘岳 先生，他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於二○○一年 十二月十六日 在深圳特區報發表一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的文章。他認為馬克思的宗教鴉片論要從他對鴉片的全面了解來解讀。潘岳認為馬克思沒有經歷鴉片戰爭，故對鴉片沒有成見，反而強調它的療效。馬氏認為宗教像鴉片一樣，有給「苦難中的人民精神安慰」的功能。又說：「宗教是來世的智慧」。可見他並不把宗教看成毒品。潘岳認為馬克思未把宗教看成完全消極、反動和愚昧，更不必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己力量。
是列寧把馬克思的宗教撫慰說改成宗教毒品說的。他說：「宗教是資產階級麻醉人民的鴉片」。他認為與資產階級鬥爭，需要工人的覺悟，所以必須除去宗教。但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他的反宗教語調緩和了下來，他禁止黨綱中宣佈革命同志是無神論者，他歡迎基督徒，甚至神父牧師入黨。他覺得人民有太多的恐懼，需要信仰宗教來緩和。列寧在革命前後對宗教的鴉片說的詮釋是不一樣的。這就讓潘岳有感而發，認為中國的宗教政策也必須調整，即必須「與日俱進」。
潘岳又引江澤民於一九九三年全國統戰部長工作會議上的談話來加強自的論說。江氏肯定宗教有配合社會主義發展的因素，不應被認作是鬥爭對象。潘岳乃細數宗教有的心理、道德、文化三大功能。他認為國家應重新製訂新宗教政策。他說：「新型的政教關係一旦明確，將有益於我們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以新型的執政意識與領導方式管理政府、管理社會、管理宗教。而所有這一切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是否與時俱進。」
沒有鴉片戰爭背景的歐洲理論和實踐對宗教的觀點與政策一再修正，可以做國人的借鏡。筆者相信國人的智慧足以超過鴉片戰爭帶來的成見，而早晚能正面擁抱各大宗教，使各大宗教在兩岸成為社會和公民不斷發展的巨大助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