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和八○年代，台灣有南北二高神父，他們是北高的高思謙神父和南高的高師謙神父；前者為方濟會會士，後者為高雄教區神父，晚年進入香港大嶼山熙篤會。
北高的高思謙神父，是方濟會會士，著名的士林哲學學者，曾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服務教育界數十年，今日國內外許多哲學界的學者，都出自神父門下，他培育不少英才。晚年不幸因失智症逝世。
南高的高師謙神父，年輕時為福建教區的神父，一九四九年後來到台灣，加入高雄教區，全力投入福傳工作，以他開朗、樂觀又平易近人的方式傳揚福音，傳授教理，因受他的聖德的感召而領洗的人，不計其數。
高神父是一位熱愛聖母的牧者，每天至少念三串玫瑰經，甚至可能更多。在他幽默的講道與勸勉人的話語中，常提醒人要效法聖母。他對聖母的孝愛，常自然流露在言行中，口中不時會說：「聖母媽媽」四個字。目前華人教會中常聽見信友稱聖母為「聖母媽媽」，不知道是否出自他的口？他一生中，前後共建立的四座聖母亭：第一座在福建，第二坐在高雄，第三座在斗南，最後一座則在香港大嶼山熙篤會神樂院。
由於高神父熱愛聖母，又喜愛祈禱，大約在七十多歲時，決心放下他投身數十寒暑的堂區牧靈工作，離開無數敬愛他的信友，前往香港進入大嶼山熙篤會隱修院，專心以祈禱和勞力工作為世人祈禱。
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八年，我趁前往香港參加會議之便，利用機會到大嶼山去探望他。他滿面笑容的到碼頭來接我，步伐穩健地走在通往修院的斜坡上，而我則氣喘吁吁的跟在後面，他仍不改往日的幽默，不斷說笑話，我們就在不知不覺中，來到了客房，原來整理這儉樸的客房和招待客人食宿等的大小事務，全由他一人負責，他也樂在其中。晚餐前，我參加他們的團體祈禱，看見高神父的座位是最後一個。第二天，他告訴我，隱修院內會士的座次，無論是在聖堂，餐廳，會議室甚至寢室，都是依入會先後而安排的，不可造次；唯一例外，是躺在墓園的順序。由他在聖堂的座位可知，他雖是一位年長又有經驗的神父，但在修會年資卻不深，也因此之故，他必須在各方面服從比他年輕許多的其他弟兄指導，甚至糾正。有時，他在心中暗笑，但他還是懷著愛天主的心接受了。他說，這才是隱修院生活中最困難的一面。
熙篤會會士在會院裏終年守靜默，只能與院長談話，或在院務會議時發言，或有需要時，與其他弟兄作簡短的交談。過去愛說話的他，現在就在靜默中，與耶穌和聖母訴說心中最深的感受，享受與耶穌和聖母單獨對談的時刻。
從高神父入會到他九十多歲身體與眼力逐漸衰弱之前，他每隔一兩年，會回台灣一週或十天。他利用回台時間籌募資金，在大嶼山修院花園裏興建了一座聖母亭。這便是他一生中所建的第四座，也是最後一座聖母亭。
高神父在四、五年前，無病無痛逝世於大嶼山修院，享年一○二歲。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已體力衰弱，儼然是位白髮白鬍長者，與他握手時，雙手依然有勁，半盲的雙眼仍然流露著悲憫與智慧的光芒。走筆至此，他最後的面容清晰地在我的記憶中閃爍著。
高神父的侄孫高豪，二十年前在美國入熙篤會。晉鐸後，返回台灣，曾擔任台中水里萬福熙篤會院院長。近幾年，往返於香港大嶼山與水里之間，服務修會與當地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