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孫大川的演講之後，我想起小的時候，我家住在臺灣南部的屏東。雖是少將的家，也有五、六百元的軍餉。然而，要養大大小小一個家族，母親總得精打細算。
在我記憶中，母親總是定期的把一些我們不能穿的衣服和鞋子打包放起來。等待著那一、兩個瘦幹、褐黑皮膚的漢子，打赤腳，穿著粗陋的衣服，肩挑著兩個籮擔，分別裝滿了他們曬乾的農產品和養的山地雞，出現在我們家門前時，和他們交換一些農產品。我特別喜歡他們的芋頭幹，經過一番處理之後，吃起來有股香味和嚼勁，母親則很喜歡他們的雞。母親說他們是山地門下來的「山胞」。
所以自小到大，一提到「山胞」，我就聯想到那些來換舊衣物的人，一群貧窮得連衣服和鞋子都沒得穿的可憐人。後來，看到美麗的張美瑤，歌唱得很好的張惠妹，在日本福岡大學教書的劉三富教授，他們都是「山胞」，才明白山胞之中，也有些佼佼者。然而對其他沒見過的「山胞」，我腦子裏想著的，仍然是那群貧窮、貧智，像小的時候從山上下來的人。
今天，聽到國父的「胞弟」孫大川，現任監察院副院長，逗趣、寬容、充滿睿智的演講之後，就像在我渾渾噩噩的腦袋上狠狠的敲了一記。如夢初醒般，瞭解到山胞也是有智慧、有感情、很豐盛的民族。大川稱國父為他的二哥，因為大川的大哥名字是孫大山，所以孫中山，自然是他家排行的老二。他的說明讓我重新認識到，一個原住民有著何等寬容的心；從被完全否認他們的存在，到屬於「邊疆生」，一直到監察院副院長，其間經過多少的奮鬥和容忍。大川先生，以幽默的話語道來他們的滄桑史，使得我們這些在台下的聽眾，大笑的時候，眼中卻充滿了淚水，
他說：當他翻開歷史課本，他們的族群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不存在的，即使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存在了六千年。
他說：他們的族群，除了臺灣，還遍及東南亞，遠至 Fiji （斐濟），因為有共同的語言，因為來自同一個祖先。但是，在中華民國的歷史課本裏是個不存在的族類。
他說：政府有一陣子把他們山胞分為兩類，一是山地山胞，一種是平地山胞。山地山胞還說得過去，平地山胞又是如何說法？平地之上如何來的「山」胞？後來還把山胞遷移到平地，平地的外省人，卻都往山裏去，自己變成了「山胞」。
他說：當他報考初中、高中、大學時，報考單上把他放在「邊疆生」，臺灣並非新疆、西藏。他們也不是邊疆民族，何以變成邊疆生？因為他們在臺灣的存在是被否認的，很難劃分、歸類。當你忽然之間，在自己的土地上變得什麼都不是時，你覺得如何？
他說：我們有我們祖先傳承下來的姓，當國民黨要我們報戶口時，就因為我們的姓很複雜、不同於漢民，當時的登記員，就草率地要他們姓他的姓，以致於有的村子一下子全部變成姓楊。大川的家族很聰明，要姓就和國父同姓，八成他的家族是卑南族的領袖。
他說：他們是沒有文字的，但是他們是個直接用語言、歌唱、舞蹈來表達的民族，更直接，更充滿了感情和感性。這時他即興地唱了一段卑南族的歌謠，示範給我們聽。聽到他唱的歌充滿了似乎要表達什麼就有什麼的那個感情和那個感覺的聲音。他說他不明白當我們要表達我們的思想和感情時何以要想想用那個字、那個句子，為何那麼麻煩？倆人之間的溝通何以要靠第三媒介。當然，我們明白文字是有它記載和傳遞的功能，也因此有了它的限制性。這裏，是不是老子所謂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又一解釋？
他說：他們的族人，一出門就帶刀，各種長短的刀，因為那是他們在山野裏保護自己起碼必要的工具。但是日本人一來就不准他們帶刀出門，抓到就要關監牢。國民黨更不用說。這種外來文明突然的出現就要他們放棄幾千年來攸關生死的工具，連個折衷的方法都沒有，似乎說不過去。
大川的演講內容充滿了驚訝、新奇和幽默，好像一本從來沒有念過的好書。
我迫不及待的希望自己不會忘掉他說的每句話，雖然明知不可能。
他說：他要把他們族人的優點像禮物般送給我們。我想，在這裏我已經收到不少他的禮物，最大的禮物是學會理解別人的立場，做最好的自己。所謂「事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