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 第47期 47

芥子第47期 - 口述歷史之要素 (王仲孚)

口述歷史之要素

 

王仲孚

 

口述歷史是收集與保留史料一個重要的方法,瞬息之間没能把握住的話,史料很容易流失,所以做口述歷史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很迫切的工作。

口述歷史訪問的對象不一定是大人物或小人物,將軍、老兵都可以訪問。

我在當兵的時候,有一個很深的印象。一個老兵說,他是抗戰時二十九軍的大刀隊,他的武器就是一把大刀,用來對抗日本的機關槍、大炮,甚至飛機。他說,有一次戰爭時,部隊長要他們每一個人挖一個坑,蹲在裡面,敵人的炮打到你的坑上,你就死在裡面,絶對不要動!什麼時候才可以動呢?等到敵人的炮都打完了,以為戰場敵人都被消滅了,他們步兵走上來的時候,走到你的坑旁邊,你才跳出來一刀砍下去,有時候敵人也會一槍把你打死,所以這種戰爭非常慘烈。顯然,他打了勝戰,所以他還活著。

如果對這位老兵做一個有系統的訪問,這次戰爭在什麼地方?當時雙方真正犧牲的人是多少?你的部隊長叫什麼名字?二十九軍就是抗戰一開始的時候,首先與日本人接戰的部隊,所以有一首歌叫做「大刀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有個副標題就是「獻給二十九軍的弟兄們」,能有機會訪問就好了,可惜沒有。

我當過大學老師,也當過中學和小學老師。除了幼稚園以外,我幾乎是做全套的。 九年義務教育辦了一個座談會在國史館,由潘館長主持,他要我做一個報告,當時,我身為小學老師的感覺是:不施行九年義務教育的現況下,小學生受到升學壓力的摧殘,一天到晚補習、挨老師打。

我沒有當過補習老師,但是補習班對老師的誘惑力很大。我的薪水三百八十元,但是補習的話可以賺五千元,是薪水的十倍。我的同學是做補習班的,所以能賺錢買房子、結婚、做生意,有的做生意也賠掉了,所以也是白辛苦一場。我當時想要唸大學,所以沒有去補習班賺錢。

我認為,蔣中正總統當時堅決要實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就是為了要拯救這些兒童,不要受到摧殘。但是,我聽了潘館長的自述,他比較接近高層,認知和我不同。他說,蔣公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是因為看到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戰爭,以色列打了勝仗,以色列一個小國家為什麼可以打勝仗?因為以色列人的素質比較高,他們很早就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當時日本也實行了九年義務教育。蔣公要盡快提高台灣人的素質,所以堅決實行九年義務教育。這些因素都有可能,經過不同的人口述,大概可以瞭解到一個時代的情況和發生的背景。

口述歷史進行時,有一些步驟及準備工作。首先要瞭解訪問的對象,要搜集他的一些資料,才能順利進行。

根據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口述訪問作業程序」,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自述,讓受訪者自己來講,不能問問題,全由受訪者講過去的經驗。

第二種是問答,提出問題來問受訪者,問答法要先擬好問題給受訪者。

第三種就是自述和問答合併地使用,合併用又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他在敘述的時候打斷他的話,好像這個地方怎麼樣、怎麼樣……請他說明一下;另外一種就是等他講完了以後,再一起提出問題。

剛才陳神父告訴我們,他來到中國四十四年,有沒有到過中國大陸?什麼時候來台灣的?要具體的時間。如果是1966年來的,有沒有遇到文化大革命?有沒有被關起來?有沒有被紅衛兵批鬥?可以把這些個問題提出來,方便瞭解整個過程。

不管哪一種形式,事先要跟受訪者協商好,尊重受訪者的意願,如果受訪者不同意被打斷插問,你插話時,受訪者會很不高興。

進行訪問時,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遇到一些專有名詞,例如一些人名、地名等等,你要用筆記把它記下來,甚至請他本人寫出來,才不會造成整理時的困難。尤其是一些外國的人名或地名,會有不同的翻譯,最好能取得原文。所以,除了錄音之外,隨時要用筆記錄下來。有些關鍵的問題,受訪者會遺忘、口誤,或者是記錯了,那時你要用心地瞭解,才能進入一些情況,也才能夠提出導正的問題。

我記得曾經有人成功地口述歷史訪問張學良,張學良晚年時才接受訪問。有兩個日本的學者專門研究現代史,研究中國問題,他們問得非常切中要點。他說:「你們東北軍到西北的時候,有兩個師很精銳,到了西北跟共產黨一接戰,馬上就被打垮了,有沒有這個事情?」張學良說:「有。」「你們東北軍不是很精銳的兩個師嗎?怎麼一下就被打垮還死了兩個師長呢?」張學良就講一句:「那沒有辦法,人家比較強嘛!」

接著,又問他一個重要關鍵的事情,「你們後來把蔣介石給放了,有沒有什麼條件?」一般猜測的條件是,要蔣公答應國共合作抗日,有沒有具體是怎麼講的。他不肯說。當時蔣公已經死了,周恩來好像也死了,只剩下他是唯一的人,史料保留在他身上,但他怎麼都不肯講。他說:「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人。」這是答非所問,再問,他還是說:「我是罪人。」他不肯講這個秘密。碰到很祕密、很祕密的地方,你如何用技巧讓他講出來?這是訪問者的技巧。但是也需要尊重當事人意願,強求不得。

訪問者要注重禮貌,不要隨便問一些不禮貌的話,讓被訪者很不高興,有些敏感的事情,如果又和訪問的目的沒有關係就不宜提出。我們要先擬定主題,充分準備。我記得有一位台灣某電台的女主播訪問張學良,她說她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研讀這段歷史,結果問卻問不到重點,還不進入情況地問到不禮貌的敏感問題,張學良當場就發脾氣,很不高興:「妳這問題很幼稚,妳這問的什麼問題!」後來什麼都沒有訪問到。可是人家那兩個日本學者一下子就問到要點,所以事先的瞭解很重要,同時要能提出重要點在什麼地方,讓當事人說出來。也不能像法官問案地強迫性,或誘導性讓他去講不想講的問題。有時候被訪問者可能年紀很大了,你個人的意見不可以隨便加進去,完全要由當事人敍述。

訪問完了之後,要整理訪問稿,化成了文字之後,要送給受訪者看,問受訪者有沒有什麼要修正或補充的?讓訪問者來修訂。如果你是個體戶在訪問,那你就自己送給受訪者修訂。如果是一個研究計劃,你是做助理的,不要直接送給當事人;你要先送給主持人看過,主持人認可沒問題,才能送給當事人看。修訂之後,還要再送給受訪者看看,沒問題才能定稿,最好是由主持人去跟受訪者做定稿的工作。

定稿之後還有後續的事情,詢問受訪者,訪問稿什麼時候可以公佈?是立刻可以公佈?還是十年、百年以後才可以公佈?必須經由主持人跟當事人雙方商量,最好利用書面文字,就像簽約一樣,也要影印一份送給受訪者保留。

如果以後有可能要出版的話,也要在定稿的同時就簽約;如果是重要人物,可能暢銷幾十萬本,版稅很大,當事人版稅要抽多少?是給你本人嗎?還是給你的家屬?還是給你的機關?還是你有指定的團體嗎?慈善機構等等,這些都要事先講好,利用簽約,用文字把它簽好。

口述歷史的資料很寶貴,就我們歷史學的研究來講,當事人現身說法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但是我們保留這份資料,可以供給後人來做研究參考。因為當事人一定有所隱瞞,有所不方便講的地方,不願意說的地方,所以,雖然口述歷史是第一手資料,但這個史料我們在運用的時候,還是要經過考證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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