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第47期 - 口述歷史之要素 (王仲孚)
口述歷史之要素
王仲孚
口述歷史是收集與保留史料一個重要的方法，瞬息之間没能把握住的話，史料很容易流失，所以做口述歷史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很迫切的工作。
口述歷史訪問的對象不一定是大人物或小人物，將軍、老兵都可以訪問。
我在當兵的時候，有一個很深的印象。一個老兵說，他是抗戰時二十九軍的大刀隊，他的武器就是一把大刀，用來對抗日本的機關槍、大炮，甚至飛機。他說，有一次戰爭時，部隊長要他們每一個人挖一個坑，蹲在裡面，敵人的炮打到你的坑上，你就死在裡面，絶對不要動！什麼時候才可以動呢？等到敵人的炮都打完了，以為戰場敵人都被消滅了，他們步兵走上來的時候，走到你的坑旁邊，你才跳出來一刀砍下去，有時候敵人也會一槍把你打死，所以這種戰爭非常慘烈。顯然，他打了勝戰，所以他還活著。
如果對這位老兵做一個有系統的訪問，這次戰爭在什麼地方？當時雙方真正犧牲的人是多少？你的部隊長叫什麼名字？二十九軍就是抗戰一開始的時候，首先與日本人接戰的部隊，所以有一首歌叫做「大刀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有個副標題就是「獻給二十九軍的弟兄們」，能有機會訪問就好了，可惜沒有。
我當過大學老師，也當過中學和小學老師。除了幼稚園以外，我幾乎是做全套的。 九年義務教育辦了一個座談會在國史館，由潘館長主持，他要我做一個報告，當時，我身為小學老師的感覺是：不施行九年義務教育的現況下，小學生受到升學壓力的摧殘，一天到晚補習、挨老師打。
我沒有當過補習老師，但是補習班對老師的誘惑力很大。我的薪水三百八十元，但是補習的話可以賺五千元，是薪水的十倍。我的同學是做補習班的，所以能賺錢買房子、結婚、做生意，有的做生意也賠掉了，所以也是白辛苦一場。我當時想要唸大學，所以沒有去補習班賺錢。
我認為，蔣中正總統當時堅決要實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就是為了要拯救這些兒童，不要受到摧殘。但是，我聽了潘館長的自述，他比較接近高層，認知和我不同。他說，蔣公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是因為看到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戰爭，以色列打了勝仗，以色列一個小國家為什麼可以打勝仗？因為以色列人的素質比較高，他們很早就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當時日本也實行了九年義務教育。蔣公要盡快提高台灣人的素質，所以堅決實行九年義務教育。這些因素都有可能，經過不同的人口述，大概可以瞭解到一個時代的情況和發生的背景。
口述歷史進行時，有一些步驟及準備工作。首先要瞭解訪問的對象，要搜集他的一些資料，才能順利進行。
根據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口述訪問作業程序」，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自述，讓受訪者自己來講，不能問問題，全由受訪者講過去的經驗。
第二種是問答，提出問題來問受訪者，問答法要先擬好問題給受訪者。
第三種就是自述和問答合併地使用，合併用又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他在敘述的時候打斷他的話，好像這個地方怎麼樣、怎麼樣……請他說明一下；另外一種就是等他講完了以後，再一起提出問題。
剛才陳神父告訴我們，他來到中國四十四年，有沒有到過中國大陸？什麼時候來台灣的？要具體的時間。如果是1966年來的，有沒有遇到文化大革命？有沒有被關起來？有沒有被紅衛兵批鬥？可以把這些個問題提出來，方便瞭解整個過程。
不管哪一種形式，事先要跟受訪者協商好，尊重受訪者的意願，如果受訪者不同意被打斷插問，你插話時，受訪者會很不高興。
進行訪問時，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遇到一些專有名詞，例如一些人名、地名等等，你要用筆記把它記下來，甚至請他本人寫出來，才不會造成整理時的困難。尤其是一些外國的人名或地名，會有不同的翻譯，最好能取得原文。所以，除了錄音之外，隨時要用筆記錄下來。有些關鍵的問題，受訪者會遺忘、口誤，或者是記錯了，那時你要用心地瞭解，才能進入一些情況，也才能夠提出導正的問題。
我記得曾經有人成功地口述歷史訪問張學良，張學良晚年時才接受訪問。有兩個日本的學者專門研究現代史，研究中國問題，他們問得非常切中要點。他說：「你們東北軍到西北的時候，有兩個師很精銳，到了西北跟共產黨一接戰，馬上就被打垮了，有沒有這個事情？」張學良說：「有。」「你們東北軍不是很精銳的兩個師嗎？怎麼一下就被打垮還死了兩個師長呢？」張學良就講一句：「那沒有辦法，人家比較強嘛！」
接著，又問他一個重要關鍵的事情，「你們後來把蔣介石給放了，有沒有什麼條件？」一般猜測的條件是，要蔣公答應國共合作抗日，有沒有具體是怎麼講的。他不肯說。當時蔣公已經死了，周恩來好像也死了，只剩下他是唯一的人，史料保留在他身上，但他怎麼都不肯講。他說：「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人。」這是答非所問，再問，他還是說：「我是罪人。」他不肯講這個秘密。碰到很祕密、很祕密的地方，你如何用技巧讓他講出來？這是訪問者的技巧。但是也需要尊重當事人意願，強求不得。
訪問者要注重禮貌，不要隨便問一些不禮貌的話，讓被訪者很不高興，有些敏感的事情，如果又和訪問的目的沒有關係就不宜提出。我們要先擬定主題，充分準備。我記得有一位台灣某電台的女主播訪問張學良，她說她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研讀這段歷史，結果問卻問不到重點，還不進入情況地問到不禮貌的敏感問題，張學良當場就發脾氣，很不高興：「妳這問題很幼稚，妳這問的什麼問題！」後來什麼都沒有訪問到。可是人家那兩個日本學者一下子就問到要點，所以事先的瞭解很重要，同時要能提出重要點在什麼地方，讓當事人說出來。也不能像法官問案地強迫性，或誘導性讓他去講不想講的問題。有時候被訪問者可能年紀很大了，你個人的意見不可以隨便加進去，完全要由當事人敍述。
訪問完了之後，要整理訪問稿，化成了文字之後，要送給受訪者看，問受訪者有沒有什麼要修正或補充的？讓訪問者來修訂。如果你是個體戶在訪問，那你就自己送給受訪者修訂。如果是一個研究計劃，你是做助理的，不要直接送給當事人；你要先送給主持人看過，主持人認可沒問題，才能送給當事人看。修訂之後，還要再送給受訪者看看，沒問題才能定稿，最好是由主持人去跟受訪者做定稿的工作。
定稿之後還有後續的事情，詢問受訪者，訪問稿什麼時候可以公佈？是立刻可以公佈？還是十年、百年以後才可以公佈？必須經由主持人跟當事人雙方商量，最好利用書面文字，就像簽約一樣，也要影印一份送給受訪者保留。
如果以後有可能要出版的話，也要在定稿的同時就簽約；如果是重要人物，可能暢銷幾十萬本，版稅很大，當事人版稅要抽多少？是給你本人嗎？還是給你的家屬？還是給你的機關？還是你有指定的團體嗎？慈善機構等等，這些都要事先講好，利用簽約，用文字把它簽好。
口述歷史的資料很寶貴，就我們歷史學的研究來講，當事人現身說法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但是我們保留這份資料，可以供給後人來做研究參考。因為當事人一定有所隱瞞，有所不方便講的地方，不願意說的地方，所以，雖然口述歷史是第一手資料，但這個史料我們在運用的時候，還是要經過考證和比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