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46期 － 紮根中國文化，放眼全球 -- 探索中國教會的神學教育 (戎利娜修女)
紮根中國文化，放眼全球
探索中國教會的神學教育
戎利娜修女
教育向來與全人塑造密不可分。談到教育，中國自古就視其為國計民生之本。管仲在春秋時代就提出「一年之計，莫如樹榖；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教育是一門藝術，其關鍵不在灌輸，而在鼓舞、啟發與喚醒。[區應毓（yu），張士充，施淑如，鄒永恒，區方悅，在（《教育理念與基督教教育觀》，3頁）談到：「教育理念的起點在於如何去「學問」，學習如何去發問。真理有主觀與客觀的層面：「客觀真理包括自然界的定律和宇宙的來源等，主觀真理包括人性的發展和道德的培育等。主體與客體都是有關生命素質的問題，因此教與學亦必須引進生命的改變、提升、充實、升華。]任何教育都是如此，神學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大部分人對神學存在一定的誤解，認為神學深奧晦澀，甚至古怪。其實，神學--theology--由兩個希臘詞組成，即theos「神」和logos「思想、理性、智慧」，神學就是「有關神的思想」。所有關於人生的終極問題都是神學問題。按照Stanly Grenz和Roger Olson 所著《Who Needs Theology》，神學就是教我們如何正確地思考。[ Stanley Grenz and Roger Olson, Who Needs Theology? 陳玉棠、劉平譯，《誰需要神學》，1-11。]本文關注的是系統嚴格的神學教育，但對神學的界定是廣義的，牽涉到生命經驗中任何關於神的思考與探究。[ 同上，2-3。]
神學教育是一個持續終身的漫長過程，是建立擁有成熟信仰的教會團體的根基。神學教育不應只是單純為了能夠回應當前的牧靈需要，更應劃定方向，與時俱進，幫助個人、團體與社會分辨未來發展的方向。所以，神學教育不僅是教會內部的事，它有相當強的社會幅度，與教會團體能做出的社會貢獻相關聯。
要談中國的神學教育就要首先關 注 它的背景，即中國當前的大環境（context）。筆者先後在菲律賓和美國接受過神學教育，切身體驗到神學教育和所處的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沒有辦法分開的。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神學教育的目的和採用的方法都會有所不同。本文旨在探索如何在當代中國「學習」和「做」神學（Studying and Doing Theology in China）。神學教育不只是知識的滋養，更是生活的實踐；不僅需要用頭腦去理解，更需要用心靈去體會與品味。
這篇文章不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而是一種思索，是我回國後在從事天主教會神學教育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產生的反思，希望藉此與各領域的學者展開更廣泛深入的對話。
本文將中國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視為一個整體，但因為筆者從事的是天主教會的神學教育工作，所以以天主教會的神學教育為案例來探索基督宗教的神學教育。本文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從提出問題的角度談中國天主教的神學教育概況；第二部分分析如何達成紮根中國文化，放眼全球的神學教育；第三部分談神學教育在中國轉型時期應具備的特點。本文在最後嘗試著描繪具有中國人人格特征的天主畫像。
I.中國天主教神學教育概況
中國天主教會到今天還沒有能夠發展出具中國文化特點的神學思想，還依然披著厚重的西方文化的外衣。雖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經提出信仰/神學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國教會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1．尚未與中國文化真正融合
這裏所談的中國教會（或更好說基督宗教的價值觀）尚未與中國文化真正融合，並非遵循基督宗教在中國還依然是「洋教」的片面看法。章開沅教授在《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一書的前言中中肯地指出中國社會和學術界「過去對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評價常失於偏頗」，有時「甚至缺乏起碼的了解」[ 徐以驊，《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叢書，第四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9頁。]章教授肯定「基督教並非專屬於西方，它也屬於世界，是人類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不能總把基督教視為外來宗教，它「已經逐步融入中國社會，充其量只是有時間長短、程度深淺、範圍大小的差別而已。」[同上，10頁。]
在肯定基督宗教已經逐步融入中國社會的前提下，我們也需要意識到基督宗教在中國本地化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到目前為止，中國教會還沒有發展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神學。雖然天主教在十六世紀就已經由利瑪竇帶入中國，也曾經和中國文化發生一定程度的觸碰，但這樣的觸碰多是關於東西文化的交流，即傳教士們如何把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文化帶入中國，同時又如何把中國的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但一牽涉到神學思想，中國人一直沿用的還是西方的模式。中國教會還沒有能夠探索出一條用中國人自己的思維方式來「研究」和「做」神學的路。雖然有不少教會內外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比較對照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但這些對照大部分還是關注在表層，如中國文化的哪些價值觀與基督信仰的價值觀是相合的，哪些思想是類似的，等，還沒有做到用中國人的語言和思維方式來解讀闡釋基督宗教的核心價值。
讓信仰在一片土壤和一種文化真正紮根，發展屬於當地人民的神學思想非常關鍵；就如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在南美洲，黑人神學（Black Theology）在北美，民眾神學在韓國，鬥爭神學在菲律賓。這些神學思想緣起於當地人切實的生活經驗，在他們探索更正義的社會架構和更有希望的民族未來的努力中起了主導作用。由此，信仰成為當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把中國和韓國的基督宗教做一簡單的比較，就能進一步肯定創立本地神學思想對地方教會的決定性意義。基督新教在韓國逐漸發展出的「民眾神學」促進了基督宗教在韓國生根和今日生機勃勃的景象。雖然「民眾神學」不能取代主流的神學思想，但可以幫助所有韓國基督徒反思作為一個基督徒和韓國公民之間的聯系。這一方面體現了韓國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感，同時也豐富了基督宗教的神學思想。
發展中國本土的天主教神學思想需要既深入了解天主教的神學傳統，又對中國文化有相當造詣的人。這並不是說這樣的人即是神學家，又是中國文化大師，而是肯定這樣的人體悟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同時又能感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2．偏重於灌輸理論，而非塑造全人
中國整體的教育體制在塑造全人，培養能力方面比較薄弱。中國的神學教育亦有同樣的傾向，普遍關注的是知識的傳遞，而不是人格的整合；所用的方法多是灌輸，而非啟迪或引領。這表現在三個方面：入學考試、課程的設計與講授方法、成績的考核。
神學院的入學考試只有筆試，測試的大概只限於智力和記憶力。這個學生其它方面的能力，如與人交往合作的能力，將所學知識具體操作的能力，或學生讀書的真正動機與目的，學校就無從得知了。如果在筆試的同時加入口試，在申請的資料裏放入了解學生的老師或長者的推薦信，申請學生對讀書的動機與目的的自我陳述，以及學生比較有創意的項目設計的報告，就能比較從整體上了解申請的學生。
在神學院課程的設計方面，除了少數的涉及到心理靈修整合的課程外，絕大部分的課程是知識層面的。一些必要的關於堂區管理、活動項目設計、以及有效溝通等課程都不在課程表中。在教授方法上，絕大部分的課程是在教室裏完成的，缺乏一些必要的活動，如與其他宗教人士的對話，必要的實地或問卷調查，以及切身體驗的反思與整理，等。
在成績的考核方面基本限於筆試、口試和論文，其範疇多在理解層面，少在體驗。這些都造成僵化的神學培育。神學本是非常自由、富有想象力的，能不斷挑戰人故有的思維模式。在神學的課堂裏，沒有什麽問題是不能問的，包括一些終極問題，甚至關於神的本質，anything and everything can be asked,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God。同時，開放、自由、在對話中進行是神學教育的必要態度和前提，這也有助於人格的整合。
3．廣大平信徒的神學培育欠系統化
中國天主教會的平信徒現在都普遍主動地尋求獲得神學培育的途徑。雖然各種各樣的培訓班，如門徒班、使徒班、以及各種教理講授和牧靈輔導課程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但其水準不高，課程內容欠系統化，不能滿足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主動尋求信仰的平信徒。
中國天主教會的平信徒，如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平信徒一樣，不再滿足於做只參與彌撒的周日信徒，或只把進教堂祈禱當作信徒的主要標記。越來越多的平信徒希望能在日常點滴的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活出信仰的價值。他們不斷尋找幫助社會弱小者的具體途徑，當國家和民族遭受災難和痛苦時盡快有效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國平信徒增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對信仰的認同催迫著他們去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他們渴望了解的是信仰的核心與實質。
然而，當前中國大陸平信徒的系統神學培育還幾乎是空白。系統神學培育的對象依然是全職學生，其課程安排和內容都不適合平信徒。雖然大家普遍意識到平信徒的神學培育迫在眉睫，占教會團體比例最大的平信徒應真正成為教會的生力軍，做「地上的鹽，世界的光」，但對平信徒神學培育水準的提升還有賴於從整體提升中國的神學教育。
II． 紮根中國文化，放眼全球的神學教育
當前中國的神學教育需要顧及到三個方面：深入了解傳統的天主教會神學思想，掌握傳統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整合二者的基礎上顧及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問題。余子俠教授在「近代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的歷史考察」一文中指出神學教育本應是教會辦教育的主幹，但自教會辦學校以來，神學教育卻成為教會學校的一個「附件」，其主要原因就是教會在辦學時特別強調實效性。這導致教會學校的普通教育遠較神學教育的社會影響深遠。在華的英國傳教士裴大衛（David M. Paton）在1952年檢討在華傳教的失敗時曾說：「神學在中國就從未有過機會」，中國人要想成為教會領袖就必須遵循西方的模式，他們從來沒有被培養從神學角度考慮問題的習慣，所以基督教從未有過真正的中國樣式。中國知識分子基督徒大多沒有值得可談的神學，而正規基督徒「多是頭腦簡單的基要主義者」或「經過培訓的教牧人員，他們的思想根本不是自己的或中國的，而是呆板的西方模式」。[余子俠，「近代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的歷史考察」章開沅主編，《社會轉型與教會大學》，179-205，這裏204-205頁。裴大衛（David M. Paton）的話來自《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上帝的審判》第49-50頁。] 余子俠提出「功利主義十分濃烈的基督教文化」未能進入中華學術之髓，除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外，基督宗教神學教育的失敗是否是一重要原因呢？ [同上，205。]
我認為余教授的分析值得基督宗教內部的人深思。在這裏，我嘗試著把實效性放到一旁，探索今日天主教的神學教育應關注的層面。
1. 促進基督文化核心價值與中華文化的融合
這部分的重點在於強調用中國人的思維、獨特的表達方式和民族經驗來闡釋基督宗教的核心價值，來研究和做神學。因為我自己的專業是聖經釋經學，現就以希伯來聖經釋經為例，作一個簡單的闡述，以達拋磚引玉之效。
希伯來聖經並非源自西方，而是古老的東方文明的產物。希伯來語言和聖經的思維與表達方式和東方文明更加接近。希伯來聖經的上主形象和神學思想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多樣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但保持著一種深層次的整合與包容。這很相似中國傳統文化對神的理解，即肯定天地間有一位至上的主宰，又為祂描述了很多更接近人的面貌，有時矛盾，但更體現深層的整合。希伯來聖經從來沒有把人分為對立的「身體」和「靈魂」兩部分，而把人看作一個活生生的整體，希伯來文稱為Nephesh，即使人降入陰府，Sheol，還是以人的整體形式存在。希伯來聖經中有很多的矛盾與統一，是需要用慧眼辨識，用慧心感悟的。中國人能更直觀地感受到希伯來聖經的內涵。
聖經中的智慧傳統也包括了積極主動的生活觀，如《箴言》，和關注當下，認為萬事皆虛，以冷靜清醒的態度解讀人生的《訓道篇》。這兩種態度就猶如中國傳統裏比較積極的儒家思想和比較超脫的道家思想。這兩個層面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牽制與統一的，就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同時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響一樣。
用中國人自己的方式閱讀聖經，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人更好地把握聖經的含義，也可以豐富聖經的釋經。這裏僅舉兩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能幫助人更好理解聖經中的痛苦問題。希伯來聖經中對痛苦探索最深刻的莫過於《約伯傳》和《哀歌》，二者分別從個人和團體的角度看人在最絕望的時刻如何看待自己、人生、上主和天人關系。《約伯傳》和《哀歌》都肯定人在至深的痛苦經驗中如果堅守對生命的執著，就可以觸碰上主，可以體會天人關係的實質。在這樣的時刻，人顯示出極強的復原力，拒絕放棄，而這也正是上主運作的時刻。中國文化對痛苦歷來有比較深層、正面的理解。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曾說：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痛苦迫使人回歸本源。孟子也曾說過所有中國中學生都能背誦的：天降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痛苦是上天為祂選擇的人上的一門重要的課。這些源自中國本土的看法會豐富我們對聖經的解讀，幫助中國讀者很快把握聖經中表達的痛苦不同層面的含義。
離開埃及—出谷是希伯來聖經中描繪的以色列民族被上主拯救的最基本經驗，這一基本經驗影響了以色列人對上主的一切認知。這也是解放神學的基礎，之後，從解放神學又發展出美國的黑人神學、韓國的民眾神學和菲律賓的鬥爭神學。在埃及做奴隸的以色列人在沒有任何人力與社會資源的情況下成功離開埃及的經驗為所有社會邊緣人都深具意義。我認為中國人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解讀中國近代史。中國人民歷盡艱辛，浴血奮戰，逐漸走出一條自我解放、自強不息的道路，這其中體現的核心價值能讓中國讀者把握聖經敘述的核心，而聖經所描述的聆聽窮苦人哀呼的上主也能啟迪中國讀者從更深層的角度體會自己的民族經驗。
2．塑造全人、持續終身的神學培育
神學培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與疏導，更是價值觀的培養與生活方式的塑造，所以神學培育是塑造全人、持續終身的。基督宗教的價值觀，或更好說以聖經為基礎的一神信仰的價值觀挑戰社會主流的價值觀。社會主流認為人存在的目的在於創造價值，增進各種能力，但聖經認為人生來就是上主的肖像，無論人有能力與否，都具有尊嚴；人的價值不在於其所能，而在於其所是（not of doing, but of being）；社會主流看重財富、權勢和影響力，耶穌卻宣揚真福八端：你們貧窮的人、饑餓的人、哭泣的人是有福的（路加六17-26；參閱瑪/馬太五1-12）；人依照本性都希望實現自我，但耶穌告訴人，你們要捨棄自己，背著十字架來跟隨他（瑪/馬太十六24）。人常把目光停留在自我身上，但聖經告訴人把目光從自我身上移開，放在其他人，特別是那些弱小、貧窮和社會邊緣者身上。
神學培育的本質並非單純理智的開發，而是培養一種以神和他人為關注點的生活態度，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同時，一個人沒有辦法塑造並維持與社會主流相對的價值體系，這些人需要一個相互支持的信仰團體。神學培育將牽涉不同人生階段面對的不同問題，幫助人探索生命的深度與廣度，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活出更豐富的生命（若望/約翰十10）。
3．神學教育與信仰團體的社會承擔力
信仰從來都不是特權，而是責任。基督宗教一直是入世的。聖經自始至終強調信仰與生活實踐的整合，信徒有責任關注他們中有需要的人，按照希伯來聖經的固定表達方式，就是他們中的「孤兒、寡婦和旅客/外地勞工」。這三者在聖經中常同時出現，是一種固定表達法，代表所有處在社會邊緣，需要被關注的人。新約聖經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雅各伯書明確指出：信德如果沒有行為，便是死的（雅二14-26）。依照瑪竇/馬太福音的記載，信徒與基督的關係透過服務最小的弟兄姐妹體現出來。在生命的末刻，耶穌會對每一個信仰的真正實踐者說：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裏，你們來探望了我…….你們來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好了的國度吧！（參閱瑪二十五31-46）。由此可見一斑，基督信仰有極強的社會幅度。
被譽為「當代的帕斯卡爾」的法國20世紀傑出的宗教思想家薇依（Simone Weil）強調「信仰不是拿來炫耀之物，而是艱難、絕非輕鬆的重負。」[薇依，《重負與神恩》（Le Pesanteur et la Grace），顧嘉琛，杜小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 薇依自願放棄中學哲學教師的工作，到工廠像真正的工人那樣從事重體力勞動，從自己的親身經歷與感受思考20世紀初的社會問題：「貧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專制權力與官僚制度對精神的摧殘」。[同上，3。] 薇依意識到革命是領袖、導師們的宗教，而天主教是不幸者、受苦人的宗教。正是出於對卑賤者的愛，薇依從心靈深處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但她沒有受洗，稱自己為「活在門檻上的人」（living on the threshold）。薇依認為不幸是絕對的，人存在的不幸是沒有辦法消除的，人在不幸、痛苦、絕望中愛的堅守最終觸碰到的就是上主本身。薇依是實踐信徒的典範，她的一生見證了基督信仰與社會責任是分不開的。
基督宗教是受苦者的宗教，因為上主自己成了不幸的。所以對任何不幸者的愛就是對上主之愛，而這就是基督信仰團體社會使命的根基。神學教育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幫助人分辨時代的訊號，回應時代的需要，擔負起社會責任。
4．培養有分辨能力的成熟信徒，建設成熟的信仰團體
分辨（Discernment）為今天的中國教會是至關重要的。所以神學教育需要幫助個人和團體了解把握分辨的原則。當前的中國教會還普遍不成熟，這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許多人依然從功利的角度看待信仰，認為信仰是為了尋獲或得到，尋獲的對象未必是物質層面的，可能更多包含心靈的層面，如內心的平安、寧靜、喜樂等。這本無可厚非，但信仰的本質不在尋獲，而在交託；不在得到，而在給予。把生命的焦點與注意力從自我轉向上主和他人，承擔社會責任。
第二，有些虔誠的信友有一種「教義安全感」，認為自己比他人優越，自我中心，沾沾自喜。多馬斯.格林神父（Fr. Thomas Green）在談及分辨時提出：真正向上主開放的人不自以為是、焦躁不安或不耐煩。信仰團體應是開放的，讓所有的人感到受歡迎和被接納。
第三，教會團體在做決定時，傾向於跟隨大多數人的意見，這是一種「大多數暴政」，把大多數人的看法想當然地認為是正確的看法。這是一種操控上主的行為，不是合理分辨的做法。正確的分辨應讓團體的成員找到團體正能量的根源在哪裏，這正能量的根源就是團體行動的方向。
在神學培育方面，有關分辨的課程應得到更多的關注與重視，讓各人與團體熟悉分辨的原則與方法，逐步建立成熟的信仰團體。
III． 神學教育在中國轉型時期應具備的特點
中國在世界格局方面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中國也在逐步成為一個多元、包容、開放的世界大國。在此時期的神學教育應該與時俱進，具備幾個特點：
1．坦誠開放、在對話中進行
對話是一種生活態度；它要求開放、誠實、以及「真理沒有完全掌握在我的手裏」的謙虛。神學教育的方式與內涵都應是對話式的。神學教育的氛圍應是對話式的，以學生與老師共同探討的方式。我這裏更想談的是神學教育的內涵也應是對話式的。
首先，神學教育應促進中西文化的對話。中國要健康穩健地發展，需要中國年輕人不僅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經典與精髓，也要了解西方文化的經典。神學教育更是如此，它不應是香蕉式的用中文宣講的西方模式（yellow skin with white content），而要深入探索中西文化的交匯點與相合點，讓二者在深處觸碰。
第二，神學教育要顧及天主教與各基督宗教與其它宗教的對話。天主教與其他基督宗教之間的相同點多於不同點，可對話的空間很大。但中國近代的歷史把中國的天主教和基督宗教塑造成幾乎不相干的兩種宗教，這種現象非常可惜。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也能聯手，共同建設有品質的生活。漢斯龔曾說過：世界上如果沒有宗教的和平，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同樣，中國如果沒有宗教間以及宗教與社會的和諧，也不會有真正的和諧。
第三，神學教育要促進天主教會與中國社會的對話。神學教育要明確指出傳播福音並不是靠說服，而是靠關注對方與生活見證。教宗方濟各在接受日納.斯卡爾法裏訪問時曾說：誘勸他人改信宗教是荒謬可笑的；你必須與他人相遇並聆聽他們。「與人相遇並聆聽他們」，這應成為教會與社會對話的前提。
2．以培養興趣為主，而非功利性
以感悟為主的神學必須從培養興趣著手，單純知識的傳遞或牧民技能的培養只能造就人雲亦雲的傳聲筒或拘泥於規條的法利塞人。神學各領域其實都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在教授神學的教室裏，任何問題都是可以提出來的。興趣也是百年樹人和讓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整合的關鍵。信仰可能不能提供給人生命疑難問題的答案，相反，有信仰的人可能問的問題更多，這些問題也都是沒有統一答案的問題。興趣是必要的，沒有興趣根本談不到研究與做神學。
3．用普通人的語言來描述和表達天人關係
中國的神學教育，因為脫離普通教育獨立存在，形成了一套獨立的表達方式，再加上天主教會傳統存在的比較抽象的神學語言進一步讓中國教會的神學教育孤立起來。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通諭中呼籲用普通人的語言來講述神學，學習神學，表達神學思想，把神學從神學院擴展到普通人的生活。這為中國的神學教育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不僅是表達方式與語言的改變，也是思維方式的改變。這肯定了神學源於普通的生活，也將指引一般人的生活。神學是屬於所有人，為所有人服務的。
4．從經驗出發，由下而上的神學教育
如果我們強調用普通人的語言來表達神學思想，就要關注普通人的生命經驗。傳統的神學思想和基督論是由上而下的（Christology from above），耶穌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天主第二位聖子。這些抽象的形容詞把神擺在至上的位置，並不真正幫助人了解上主或與祂建立關系。但如果我們由下而上，通過耶穌的生平和經歷來了解祂的身份（Christology from below），就能透過真實的生命經驗感悟上主是誰。
從經驗出發，由下而上的神學教育關注的是真實深切的生命經驗，這就是我們認識神的視角。透過生命經驗感受到的神是有生命力的。這樣的角度也肯定了在耶穌身上人性與神性完全的合一。這在生活層面的表達就是一個真正屬神的人是充滿人情味的，非常溫暖的人。
結論：描繪具有中國人人格特徵的天主畫像
（河北天主教神哲學院）
自2014年11 月 中国民族报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