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敎廷宣布將在 十月一日 聖女小德蘭傳敎主保慶日爲中國一百廿名殉道眞福宣聖以來，海內外中華敎友都十分興奮，因爲我們終於有了在中華境內的中國聖人。許多地方，尤其是港澳正準備大舉慶祝之際，突然從九月廿六號開始，中共報紙及媒體大量刊出一連串對梵蒂岡的批判，直到敎廷宣聖儀式結束仍在進行。在這「批判」的背後到底如何，値得推敲，或許有助於我們對整個事件的瞭解。
在這十來天的批判中，綜合其要點如下：此次敎廷封聖是台灣主敎團爲破壞中梵建交的陰謀，事先未曾諮詢中國主敎團，日期又定在中國的國慶日 十月一日 ，實爲一大侮辱；更重要的是外國傳敎士以帝國主義爲後盾，在中國製造許多敎案，而這些聖人中有許多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違法亂紀，犯下許多「罪惡」，而且不少華籍聖人又是這些洋人的幫凶，因此不應被封爲聖人，敎廷此舉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更阻礙了兩國的的友誼發展。
對這些指控，海外台港陸續有此二回應，在香港《公敎報》及台灣《敎友生活》都有文章刊出，有人指出所選日期並非敎廷有意使中共難堪，乃因該日亦爲傳敎主保，雖有疏忽，但實爲無心之過。至於未諮詢官方中國主敎團，乃因敎廷並無管道可以進行，倒是有四十六位大陸主敎透過各種途徑向敎廷表達早日將中華眞福宣聖的願望。 ^ 有些文章則針對大陸所指控的傳敎士如劉方濟、馬賴等神父的「罪狀」，提出史實以 ~ 辯駁。大陸官方媒體大聲疾呼「歷史不容募改」，台灣則以「讓事實說話」回應。在閱讀了這些你來我往的文獻後，本人覺得還有一些沒有觸及的地方，可以配合本文之主題，加以討論。
大陸官方在敎廷決定宣聖後，大半年時間沒有任何回應。大陸敎友開始篱備慶祝事宜，紛紛向台灣索取有關這些眞福的資料及事蹟，澳門也宣佈將與回歸後的第一次「國慶」合併熱烈慶祝。事實上，在宣聖之後，中共有關當局在背後應該有所動作，很可能動員許多力量要找出這些新聖人 ^ 敗行劣跡，以便大舉公布這些人的「罪狀」。但找了很久，找不到具體證據，只好在宣聖前幾天才開始刊登一些文章，但沒有一篇能具體指出那此二指控的細節，有些只是引用百年來數十個修會、成千上萬不同背景的傳敎士中的一些看法，試問在這麼多人中，那種意見找不到？東拼西湊，總可以製造出西方傳敎士漁肉鄕民侵略者的圖像，但是說某位傳敎士姦污婦女，甚至更荒唐的「初夜權」指控，並沒有任何具體資料來源的說明，又如何能成立罪狀？
我們知道，敎案之記載有清朝官方的，也有敎會方面的，兩方有很大的差距，任何批判總不能以一面之詞爲據，更何況對敎會妖魔化的中傷一直存在，尤其是十九世紀後半以來，一直都有敎會亂搞男女關係及對幼兒之挖眼剖心的謠言，到了廿世紀，是每位傳敎士都有間諜或是帝國主義幫凶的嫌疑。總之，本人不認爲提供所謂 V 史實」能落實這些指控，更何況這些對生前行爲的指責，並不能抹煞這些聖人爲信仰殉敎的事實 0 若因此次的爭論能發掘更多的史實，對於這一段歷史眞相的理解有所幫助，也誠屬好事。文獻資料固然可以透露出某部分的眞相，但往往也能成爲政治宣傳的工具，有關成千上萬的來華傳敎士的資料必可供欲加之罪的人士沒完沒了地加以利用，明眼人需細心分辨。
在日期的選定上，敎廷表明並非有意，此點筆者相信，但也想趁機指出：近代中國人對於日期特別敏感的事實。或許是日期比其他名稱好記、且較不易引起爭議，近代以來的許多重要事件都以日期來代替並紀念，老一輩的人想起五四、五九、九一八或七七就有各種對日本的情緒反應；台灣的人對一 二 一八也是一樣；這與西方不太一樣。這次宣聖，若果眞如中共指控是由台灣主敎團主導，那日期應該是訂在雙十節，而非十一，對於如此結果， 181 台灣敎友認爲敎廷太想討好中共，因而有此一一遺憾。
觀察世界各國，尤其是情況類似中國的日本及韓國，對於其本國前朝的宣聖，無論敎內外，無不舉國歡欣鼓舞，認爲是莫大的光榮且欽佩聖人的偉大，只有中國政府態度完全相反。中共目前採取「開放」政策，尤其是經濟方面，其他方面也主動或被動地朝向較爲寬鬆的方向，唯獨宗敎方面不然。中共雖未找到有力的證據將這些中國殉道眞福定罪，但國內局勢的變化，卻使其採取了很罕見的策略來痛批敎廷，促成這項轉變，當然是中共要警告法輪功以及一些類似的團體，讓他們知道中央的嚴厲態度。另外，中國天主敎內部的情況也是一重要因素。
去年「八一七文件」曝光，中共準備與敎廷建交，欲先行清理地下敎會，將非官 ^ 方的神職加以「地上化」或調離他鄕；今年初主顯節自行任命主敎，又遭到許多官方神職及修士的抵制，再加上愈來愈多的官方主敎獲得或正在爭取敎廷的承認，而使得 1 中共認爲必須利用十一宣聖時機做出強烈的動作，以重新「宣示」中共對宗敎的控制權。而且，中共也擔心此次的宣聖對於五十年來受到宗敎迫害的敎會人士有莫大的鼓舞。因爲此舉無異顯示敎廷不但沒有忘記爲信仰而犧牲的人，而且尊以無上的光榮，所以要用各種方法批判使得這些聖人臉上無光。
然而，在細讀所有中共的批判文章後，可以知道他們對敎會的宣聖傳統並不確實瞭解，，因而這些文字的顚覆性就不夠有力。敎會聖人有兩類，一類是精修聖人，這些人必須在去世前的德行經過調査無可指摘，才有資格；另一種是殉道聖人，這些人之成聖完全是由於爲自己的信仰捨棄生命： ^ 這項行爲。此次宣布的新聖人都是殉道者，而中共對這些人的批判文章中，並沒有一條以可靠的證據顯示出他們在臨刑時背棄信仰，因此無妨於我們對於這些聖人的尊敬。若說他們觸犯當時國法，這是另一回事，而且試問那一位烈士是「合法」而壯烈成仁的？若說中共所崇敬的八寶山烈士陵園中的許多人也是因「觸犯當時國法」而罪有應得，中共能接受嗎？每個政權有其崇敬烈士的需要，就如每種宗敎有其敬愛的聖賢，我們理應對此理解而尊重，不該揶揄甚至抹黑。
近代史上，連滿清政府也在 1909 年將當年從事反清復明的顧炎武、黃宗羲及王夫之三人重祀文廟，此舉雖然有其敎化及政治的目的，但其氣度値得今人佩服。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今日的敵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盛氣凌人的指摘也可能在一夜之間驟變爲熱情友善的呼喚，但國家對其先烈以及敎會對其先聖先賢的尊崇是永遠不變的。
這些策略短期似乎有效，但長期看來絕對不利，尤其是中共目前要塑造近代化形象之際，逆向操作只怕將來必須付出更大代價來彌補。不用說人心無法用權威來壓制，且此事更彷彿對中國地上地下近一千萬敎徒澆了 一盆冷水，原是美事一椿，如今卻成了只能偷偷摸摸地紀念；雖然官方的兩會一團也發表了聲明，但衆所週知其中的無奈及可悲，在媒體上也看不到敎會中其他領袖的看法，顯然此策略並不得天主敎徒的民心。當然這次事件使得各地敎會領袖，或遭軟禁，或被請去參加「學習」並要求表態，中共這些舉動無非是希望官方神職與敎廷劃清界線，完全在政府的指導下「獨立自辦」敎會。但只要梵蒂岡存在一天，中國天主敎就無法自外，否則就不是天主敎。更何況思想自由是一個基本人權，中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很自由，在宗敎上又盡其迫害之能事，政策上的互相矛盾，結果必然是兩敗倶傷。
從世人的觀點而言，中國天主敎的近代歷史遭遇可說十分不幸，每當有所轉機卻 ^ 又有其他事件影響其應有的正面意義。清初本來傳敎順利，但卻發生了禮儀之爭，中『國的讀書人從此被排除在敎會之外； 1926 年中國六位主敎祝聖，敎會本地化可以有很一好的機會，但卻有國內的動亂； 1939 年敎廷解除「敬天祭祖」的禁令，傳敎的障礙少一 了 一項，但卻値日本侵華正酣； 1946 年中國天主敎成立聖統制，原以爲外國傳敎士力 〖 量會逐漸和平地爲國籍敎士所取代，但中國政權易手，傳敎士放逐，中國天主敎陷入另一場災難之中；文化大革命後改革開放以來，原以爲日漸加溫的中梵關係會有所突破，對宣聖的批判又使雙方的關係倒返。然而天意難測，我們的失望及挫折或許正是彰顯天主光榮的契機！
無論如何，爲中國長遠的利益考量，大陸方面應該在宗敎政策上早日改弦易轍，不要將宗敎視爲政權的威脅或境外滲透的工具，反而應將其視爲協助國家社會最大的安定力量加以鼓勵！得失之間，結果懸殊，卻也在當政者一念之間。
宗敎自由是世界各國檢驗一國進步與否的重要指標，歷代宗敎迫害屢見不鮮，但卻是越迫害愈見興旺；反而是政權最後灰飛煙滅，理由很簡單，因爲信仰是無法用槍桿子鎭壓的。今日中國大陸各方面都在飛躍進步中，只有宗敎政策加速倒返，十分可惜。我們希望有智慧、有宏觀的權力人士能體認時代潮流，將這些宗敎的力量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廢除各種約束敎會活動的規定，使其成爲「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爲中國的未來貢獻其心力，這才眞正是中國敎會之福，更是大家之福。
( 轉載《見証》十二月號三 〇 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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