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我誕生了，正逢第二世界大戰末，小時常生病，母親說我是個藥罐子。在母親愛心、耐心、細心的呵護下，天主垂憐，我活了下來。天主個別地、適時地、特別地邀請是無法抵擋的；祂不斷的召叫著我。以下我分段簡述祂的召叫：
一、一九五九年有一天，憨厚中學生的我，走進惠華醫院（台中市府路）告訴修女我很想聽道理，但不一定領洗，因家人是信仰民間宗教的。我被接納了，每天的最後一堂課不是在學校，而是在修會內，一頭投入一對一的聆聽修女講道，一九六○ 年在父母的祝福下我領洗了，是我們家的第一代教友。
二、一九八五年修完政大教育研究所教育人員進修班輔導組四十學分後，即有一股使命感，催逼我積極投入輔導工作。參與學校輔導行政工作中，除主動接個案（個別諮商）外，連同仁們的家庭、子女管教問題等皆熱心地參與協談，共同解決問題。
三、一九八五年開始投入志工，參加南投生命線志工訓練考試通過，我利用星期日或假期值班；接著我加入了草屯療養院啄木鳥隊，成為第一批志工，每星期六下午陪伴那些病情較穩定的病人過社會化的生活，讓他們從事如乒乓球等室內活動，在活動中學習常規。有二件趣事令我永遠難忘。其一是，草療位於山坡上，有一回下山時正逢滂沱大雨，無法騎腳踏車，於是在大門口等好心人士讓我搭個便車到車站，答案是「落空」，試想：有誰敢帶個草療跑出來的「瘋」女人，我真的忘記了我陪伴的那些朋友的「身份」啦！其二是，喜歡挑戰性工作的我，經院方同意下帶著三位男士病患和小兒（六歲）一起出遊中興新村，陪他們玩飛盤、散步、坐蹺蹺板，午餐請他們吃牛肉麵。結果三個大男人，往椅子上一坐就不動了。由我母子兩人一碗一碗的把麵端過去請他們吃；而我也藉此告知他們一些生活常規與禮節。餐後前往台中文化中心、台中公園，他們一路上要求我停車買檳榔、香煙，由於與院方規定不合，我拒絕了。
四、一九八九年教職工作由草屯請調台中，有著一股力量推動著我，該找個另類的志工，主動出擊，造訪迄今已達卅五年監獄牧靈工作的純修女（聖母聖心會），我答應天主的召叫，積極參與牧靈工作。
在校接春暉專案，作個別諮商，並利用二個下午，星期一到女監帶團諮（與 黃 老師合作）。星期三到少年觀護所作團體教化或個諮，目前仍繼續中。
在時間允許下，每年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天主教監獄服務社社員大會，活動內容：各教區工作報告、專題演講（名人名嘴）、團康活動、佈道大會、見證福傳等。有一回在台中監獄辦佈道大會，台中教區負責演一齣戲：在寒冷的冬天有一跛腳乞丐到處乞食，演得逼真非凡，台下受刑人大聲叫「不要跌倒，小心噢」，且掌聲四起，噢！原來飾演乞丐的我還有演戲才華呢！另外，台東佈道大會時，正逢我甲狀腺開刀，聲帶受損，演啞巴，有位神父還真以為我是啞巴呢！
五、一九九三年利用暑假前往泰北難民村教書；空運一大堆文具用品及書籍到大谷地、萬洋兩村莊，除教數學外還現學現賣教卡片設計，製作百合花。當年國軍撤退至泰北山區，國軍第三代的子弟白天就讀泰國政府在村莊設立的迷你學校，傍晚後則在國軍們自行修建的克難教室加強課業，我們一行四人分科（國、英、數、自然）教學。
白天可不是遊山玩水，除了準備教具外，還得指導當地的老師，因為村裡老師初中畢業的教小學，高中畢業的教初中。此外，我們還要藉機會告知班級經營的方法。
六、一九九六年上主的召叫，四人同行利用寒假前往位於印度加爾各答、德勒莎修女設立的垂死之家──病人老人收留所、孤兒院、麻瘋病院等。
白天我們乘著路上的小火車往垂死之家打雜，刷毛毯，為病人、老人洗澡洗頭，每一天我與修女合作，一上午洗了十六位，汗水、淚水不停流下，我已經分不清楚。在那裡雖然言語不通，但我們用上主給人最美的語言──微笑與之溝通，萬事都「ＯＫ」了。中午回到我們暫租的「家」沐浴、洗衣、吃飯……休息片刻後，前往修院的聖堂拜聖體、望彌撒、領聖體。而那位謙卑的修女──德勒莎修女，則始終如一地跪在最後面的角落。
我們也前往孤兒院（收容被父母遺棄的孤兒），抱抱嬰兒或幫忙餵牛奶、洗澡等。
有一主日，馬修士帶志工們到男修院為那些流浪在街頭的小男孩洗澡、洗頭。他們可不是那麼愛乾淨噢，修士們規定洗完澡、洗完頭之後可飽享一頓一星期中最豐富的午餐。另一主日，風趣、慈祥的馬修士帶我們到麻瘋病院與病人協談；微笑、握手之餘，心中卻仍有疑問與害怕，因為在我的認知中麻瘋病是接觸傳染的。錯了！馬修士說它是空氣傳染，我心想那還得了，我們完了。馬修士已看出我們的表情，笑著說這些人已經痊癒，但有家歸不得，因為太窮或家人不接納。上主，我感謝 、讚美，賜予我豐富的恩寵、豐富的生命。
目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