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教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會否因與大陸最近來往頻繁而斷交，台灣學者、前外交官和「中國通」的外籍傳教士看法迥異，差距不小。
「中華基督神修小會」十二月二日邀請前任駐教廷大使王豫元、歷史學家古偉瀛教授，與聖母聖心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韓德力（Jeroom Heyndrickx）神父，共同座談梵、中、台三地關係。
台大歷史系榮譽教授古偉瀛認為，目前梵蒂岡與大陸對談只是涉及福傳事務，還未涉及外交事務，雙方可能採取與美國跟大陸建交前先有「聯絡處」的「漸進」方式處理。
然而，三十多年來經常來往台海兩岸的比利時傳教士韓神父卻很樂觀，因他看到大陸自改革開放後變為「對話人」，而梵蒂岡也在第二屆大公會議後變成對話的教會，雙方目前已開始用工作小組「對話」，雖然波折不少，但達成成果是有希望的。
不過，前任大使王豫元則對在場逾一百七十位參加者說，台梵邦交穩固，台梵關係未來只有「搬遷」，沒有「斷交」。
在三人討論裡，他們一致認為台灣教會在台梵關係和陸梵關係間是「橋樑教會」的角色。
韓神父稱讚：「輔大(包括神學院)接受大陸生」，這是台灣教會對中國大陸教會的最大禮物。」
王豫元指出，原先附設在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神學院在一九九一年升格為獨立的「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直至《中華民國教育部及教廷教育部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於二○一二年底換函生效後，這所用華語教授的神學院文憑獲得全球宗座大學承認。
他同意梵陸邦交不會馬上出現，目前雙方對話波折不停，但是仍將繼續，至於何時有結果，沒人知道。
他以越南與教廷關係為例，表示教廷與同樣是共產政權的越南在二○○七年初步接觸、協商後，在十年後的今天才有一點進展；教廷與大陸今年才成立工作小組，大陸教會跟梵蒂岡要化解歧見，還需要許多時間。
王豫元又指出，台梵邦交穩固，因台灣自二零零五年起展開靈活的「元首外交」，如當年陳水扁總統參加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喪禮；二○一三年馬英九總統參加教宗方濟各就職典禮，還有連戰、吳敦義、陳建仁等副總統都曾訪問梵蒂岡。
他分析認為，梵蒂岡的原則是傳教、推動宗教自由，外交只是傳教的工具與手段，教廷與大陸親近，並沒有要拋棄台灣的意思，而是要照顧大陸的教會與教友。
不過，他提醒台灣信徒還是非常值得關注梵陸關係，因教宗方濟各已多次對北京當局釋出善意，也多次透過與記者的對話中，說出想與大陸建立正常關係的想法，「顯見梵蒂岡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前所未見的好」。
他指出，今年一月梵陸成立工作小組，雖然頻繁磋商，但教廷與大陸還有主教任命權、教產、教區重劃、地上地下教會等許多宗教問題需要談，十月間，方濟各在談到中國大陸時也曾說，「正在緩慢地磋商雙方關係」。
長期觀察梵蒂岡與台海兩岸關係發展的古偉瀛教授則從歷史去分析兩岸與教廷的關係。
他指出，教廷首位駐華大使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樞機在華期間致力發展地方教會，成立了第一個本土修會││主徒會。中共奪取大陸後，黎培理（Antonio Riberi）總主教以公使身份接任，避免出任外國駐華使節團團長。可是在中共驅逐外籍傳教士下，他難以在南京留守，但拒絕來台而留在香港。最後，在外交部和世局變化壓力下，一九五二年才移到台北。
這位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又談到台灣副總統陳建仁的角色，直言儘管教廷在台任命了近百位騎士、爵士，但別期望他們對維護台梵關係，能有任何實質影響。
古偉瀛認為，以過去教廷與大陸和台灣間的互動歷史來看，就是採取「平衡策略」。在最近幾年來梵蒂岡主動與大陸積極接觸的同時，也與台灣簽訂教育協定、教廷西斯汀教堂合唱團首度訪台演出、出借禮儀聖器室從未對外展示過的聖器，共同舉辦「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等。
他提出，一九九九年曾出現梵台關係緊張的情況，當時單國璽樞機曾力諫教廷不要輕易放棄台灣，台灣教會可作為中國教會的「橋樑」。但在二○一二年單樞機去世後，台灣又該以什麼特質做為維繫教廷關係的亮點？教廷至今在台灣沒再任命一位樞機，來得取台灣教會和信徒的心聲。
他說：「當時教廷國務卿蘇達諾（Angelo Sodano）樞機曾說，教廷與台灣沒有斷交與否的問題，只是把掛牌在台灣的『駐華大使館』遷移回原來的地方而已。」
另一位講者韓德力神父建議：「台灣的天主教會應可做中國地下教會與三自愛國教會之間溝通的橋樑。」
韓神父在演講中解釋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關係後，談到大陸與梵蒂岡最近對話的主要內容是主教任命問題。至於八位非法主教在慈悲禧年被教宗赦免一事，至今未被公佈，而根據他的了解，只有四位獲准而已。
至於近日大陸的公開團體在三天內舉行三場晉牧禮，其中兩場都有絕罰主教出現在祭台上，韓神父不諱言這是「不幸的事」，「不符合對話精神」。
這位比利時鲁汶大學南懷仁文化協會主任認為梵蒂岡應該會有反應，因梵蒂岡總是採取「先斬後奏」，可是至今未有動靜，一定有重要原因。（轉載天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