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澤 Legacy
許建立
坐在床上的瓦特雖然勉強打起精神,和我應對著,卻顯得有些疲倦。我幾次建議請他先休息一下,我們以後再聊,他都笑笑說沒事,其實,我也知道事不宜遲,瓦特的時間所剩不多,因此,我也就順著他的意思,繼續留下來陪他。
瓦特所入住的這個地方叫「聖約翰安寧院」(St. John Hospice),位於卑詩大學校園一角,附近是華人喜歡居住的城市屋(town house)和公寓。這座安寧院在籌建伊始,遭到附近害怕影響到他們物業價值的居民群起反對,他們甚至召開記者會,搬出「安寧院會鬧鬼」、「與瀕死者為鄰將會倒霉」云云等無稽、可笑之談,做為反對的理由;負責的聖約翰安寧協會因而為之宣布暫停該項計畫。經過一年的深入探討、了解與協商後,終於宣布復工,並於2013年落成、啟用。
有十四個房間的聖約翰安寧院,就像其他安寧院,有客廳、廚房、附設衛生間的單人臥室…,充滿「家庭」的溫馨,是末期病人最後的「家」,它也與卑詩大學醫學院通力合作,提供安寧醫師與安寧護理人員實習的場所。
我曾經來過這裡幾次,探訪入住於此的友人,以及由安寧病房轉來的病人。瓦特則是我在總醫院安寧病房的志工同事檀美丈夫的父親。今年六十五歲,攝護腺癌末期。
根據檀美以及她先生尼爾的敘述,瓦特在大學及研究所學的是機械,畢業後也從事與機械有關的工作,但是他非常有音樂才華,早年曾到歐洲學過古典吉他,除了演奏外,也譜過不少樂曲。奈何他優柔寡斷的天性、事事擔心的性格,加上嚴重的怯場症,不僅斷送了他成為表演者的機會,也使他無法在這領域上更上層樓。但是這挫敗並沒讓他從喜愛的古典吉他裡打退堂鼓;相反地,他業餘閒暇,除了自己繼續努力、以求琴藝的進步之外,他並曾與同好組織了一個古典吉他協會,以樂會友,互相切磋。據尼爾說:瓦特吉他造詣精湛,聽他彈奏確是一大享受。
第一次和瓦特見面,是受檀美之託。因為瓦特已經病入膏肓,癌細胞轉移多處,根據醫師的估計,只有有幾個星期的時間。檀美說她可以感到瓦特的惶恐與不安。雖然她也是有數年經驗的安寧志工,本身學的又是諮商,大可派上用場,但是她覺得親人說話,有時也許沒有外人方便、客觀,乃問我能不能與他聊聊。
瓦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一介忠厚的書生本色,而且非常謙虛;然而,他言談之間常欲言又止的做法,卻也正符合檀美與尼爾對他個性的描述。
探視瓦特時,我大多聽他談他的病情,以及他一生的經歷。我可以聽出他好像已經接受得了不治之症的事實,卻似乎有些許不甘心 – 雖然他沒有明說,我不難從他的言談中意會出來。
一般人走到生命末期時,除了對死後未知世界的恐懼、對即將離開家人的不捨之外,在回顧生命之餘,也會非常在乎自己有沒有對後代留下除了財物之外一些無形的「遺澤」(legacy) 。
人生在世,不過百年,在走過的路途中,曾不曾留下些許可以讓來者追尋的腳印?在一生中為人、處事的種種作為裡,有沒有留下足以讓後人景仰、稱道、紀念的事蹟?如果瀕死者意識到自己在有限的生命裡,沒有白白走一遭,曾經留下或多或少的遺澤,這將有助於他們安詳、自在地上路。
我知道瓦特是虔誠的基督徒,深信死了之後,就會回到天父的懷抱,將來也會和家人在天上再度重逢、相聚,因此,對於他的不甘與無奈,我直覺地想到也許與「遺澤」有關,於是我從他的音樂切入,先主動直接提到他在古典吉他方面的造詣。
聽了我誇讚的話,他先是禮貌地謝了我一番,接著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可是,那又怎麼樣呢?我既不曾與什麼著名樂團演出過,也沒有出版過任何音樂帶或音碟,所以嚴格說來,我什麼遺澤也沒留下。」
「但是,別忘了你與朋友一起創立的古典吉他協會喔,」我提醒他:「我聽說那個協會還存在著,而且參加者也越來越多,不是嗎?」這些都是尼爾告訴我的。說到這裡,我又加上尼爾曾說的「聽瓦特彈奏確是一大享受」的話。
聽我這麼說,他閉著眼睛沉吟了一番之後,臉上帶著疑惑的神色說:「這些也算麼?依我看,都是芝麻小事!」
看到他我預料得到的的反應,我輕輕拍著他的手,笑著說:「沒人曾說非要幹過轟轟烈烈的大事,才能算是遺澤的,不是嗎?不管大小,只要是對後人有影響的,都算遺澤。」我告訴他:就像俗語常說的「勿以善小而莫為」,「遺澤」也一樣;樣樣都有其作用…。我看這句話已引起他的注意,就更特別加重語氣地再提醒他:「最重要的,如果這個世界因為我們或大或小的種種作為、或深或淺的步步腳印,而變得更好,那就是我們留下的遺澤!只要是正面、能夠鼓舞人心的,都算!」
這一番話讓瓦特又閉眼沉思。我也不打擾他,只在一旁靜靜地陪伴著。約莫十分鐘過去了,瓦特睜開眼睛,臉上堆著靦腆的笑容,沒有說話,卻有著放下重擔似的輕鬆;我也跟著微笑不語地和他對望著。我可以感覺到他已經釋懷,能夠安心地等待上路時間的來臨了。
在周遭一片寧靜中,時間像是停止一般;窗外花園正在綻放的花朵,在午後的陽光裡,也顯得格外嬌豔。我滿心為瓦特的放下而祝福!